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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3：终端客户档案表
终端客户档案表如表3所示。表3终端客户档案表 终端客户档案表销售代表：序号单店/所属连锁店名最近公交站负责人电话产品情况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一）战略自信来自中华优秀文化的历久弥新
也许我们错过了工业文明，赶上了信息时代的末班车，但在智能文明时代，我们在技术上跟欧美基本是同步的。中国企业将不再输在起跑线上，而是借助于契合后工业文明时期所需要的中国先秦优秀文化之思想和智慧，中国企业在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有可能超越欧美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甚至是变道超车。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尤其是中国在先秦时期产生了许多大思想家和智者，如代表儒家思想的孔子、孟子，代表道家思想的老子、庄子，代表法家思想的管子与墨子，还有集汉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者的六祖慧能，都提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和智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先贤们所提出的许多思想是缺乏严密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的，是经验式、先知先觉的感知式的，是顿悟式的，是比较跳跃的，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较忽略细节和局部，跟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严谨、科学、细分的思想基础是不太契合的。我认为这也是工业文明没有产生于中国的主要原因。从思维和认知模式来看，中国文化一直是多神论、多中心论，而西方国家是一神论、单一中心论；中国是一体化的整体思维，是善恶一体、黑白融合的灰度思维，典型的如《易经》的阴阳一体，而西方国家更多是牛顿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是黑白分明的细分思维。我认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与认知模式，虽然不具备产生工业文明的文化思想基础，却正好契合了后工业文明时期、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基础。为什么这么说？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连接、交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融合的整体，整个人类将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生态体。它所需要的不是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与自然界斗争的思维，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种思维和智慧在中国先秦文化中就是主流思想，比如孔子提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论，这些都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与智能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整体思维、生态思维、共同体思维，以及万物互联互通、跨界融合的思维非常契合。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是多中心与分布式，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多神论或者无神论，儒、释、道思想相互兼容，多元文化并存，这种文化传统与数字化时代的多中心与分布式思维高度契合。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思维与量子思维，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禅宗思想不谋而合。我们现在强调生态思维，而道家最早提出了“利他取势”的生态思维、人与自然和谐的思维；我们现在强调“平台化+分布式”思维，强调突变、不连续、断点，尤其在佛教思想基础上，集儒、释、道思想于大成者的中国禅宗，很多主张与后现代文明不谋而合，不得不令人感叹中国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禅宗提出的“顿悟”，其实就是突变、不连续；现在我们经常讲“颠覆式创新”，而禅宗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就是强调创新、打破常规、超越经验曲线；我们现在强调工匠精神，而禅宗的“我心即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是尊重个体力量、人人平等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顿悟”与跳跃性思维，自我超越、自我驱动，修炼内心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脱目的的思维，以及驾驭各种矛盾的思维，与后工业时代量子力学里的态叠加思维、灰度思维其实是高度契合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包容。中国文化从来不僵化，而是能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并且与时俱进、历久弥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工业文明产生在西方有它的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但是在智能文明时代，中国能够实现变道超车，同样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文化思想基础。我们要重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实现超越。
二、从品牌管理到产业链管理
反观很多品牌，给加盟商的不是灵活的市场政策、完备的品牌管理体系、强大的品牌拉力，或者资金、业绩、利润的支持，而是压力、梦想。压力不是简单地传递给管理层，管理层再给终端加盟商，而是利用社群工具，将加盟商、相关利益第三方、消费者组织起来形成“供需一体化”的产品供应链，或者产品研发链，或者顾客关系链，一起探索，一起和其他品牌竞争。梦想是要有的。万一梦想实现了呢？要将大家组织起来，大胆试错，小心求证。最终要拿出行动，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总是谈梦想，没行动，加盟商就会对你失望。对于珠宝行业来说，品牌管理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产业价值链的组建与管理。从品牌管理向产业链管理是大趋势。产业链管理涵盖品牌管理，也是物联网时代新的商业规则：供需一体化，共创共享，一致对外。
模式二　豪门夜宴模式
（六）经销商选择代理产品时，要熟悉目标产品在当地市场的时期状况
任何一款产品均有四个时期，即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是产品的市场法则，不可避免。前三个阶段的产品经销商均可考虑接盘，唯独进入衰退期的产品，即使是开出再好的条件，我也强烈不建议接盘，因为作为经销商老板要清楚一点：你的目的是先做生意后做品牌，也没有精力和能力挽救一个濒临灭亡的产品，生意有生意经，有规则，违背规则就要付出代价，也是对公司营销团队的不负责任。
三、企业文化仪式的分类
企业的仪式种类繁多，广义的仪式更是举不胜举。真正能够在企业延续并且能够起到文化作用的仪式，大概有以下分类：（1）通过类仪式：帮助企业成员顺利地融入新的角色，迅速促成员工心理转变，同时获得企业其他成员的认同。常见类型：就职仪式、入司仪式、退休仪式、离职仪式。操作举例：离职仪式。（2）提升类仪式：强化价值取向，提高员工的社会地位和对企业的认同感。简单地说就是显示出公司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常见类型：晋升仪式、年度颁奖晚会、庆功仪式、上班自警仪式、下班反省仪式。操作举例：晋升仪式。企业的晋升仪式一般在两种情形下开展，一是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或阶段性全体会议中，这种仪式相对简短。另外一种情形是在企业定期的表彰大会中举行，这种仪式相对隆重。（3）发展类仪式：其功能在于不断提升企业效率和组织功能。常见类型：部门畅想会、质量竞赛、升旗仪式、奠基仪式、签约仪式、公司成功开发出重要技术或产品的庆典、开业仪式等。操作举例：产品发布仪式。（4）交流类仪式：激起员工的归属感而将他们融为一体，给企业成员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促进非正式交流，减少工作配合方面的摩擦。也可向外部传播和辐射公司的优秀文化，增进和政府、媒体、社会公众或利益相关方的相互了解。常见类型：感恩日、亲子活动日、新年晚会、团拜仪式、妇女节、运动会、客户开放日、周年庆典等。操作举例：年会（具体见年会活动的策划）。
三、态势并非一成不变
行业态势由格局决定，格局由资源决定。行业资源有限，一旦被瓜分殆尽，行业格局就会形成并相对固定。这时候，行业吸引力基本确定，各个地盘也都有人占据，后来者基本没有机会。但是，这种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行业格局可能会被重塑。比如9C模型的四大外势，政商环境、产业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变革，这些发生重大变化时，行业的吸引力和格局都会有所变化。这种时候，是考虑进退的关键节点。
河东河西三十年
我们看中国历史，二、三百年一个轮回。在轮回过程中，人物事件好像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趋势、总的脉络，几乎没什么两样。我们认识了历史的规律，再看现实，看将来，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就能够一目了然。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去细读春秋、战国的历史，看春秋五霸是怎样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看战国七雄在历史上是怎么此消彼长的，了解齐桓、晋文之事，再看苏秦、张仪这些人物合纵连横，乃至于如何行王道、如何行霸道，等等。你把这些看熟了，回头再看现在，就会看出妙处来了。不管是以前的美苏争霸也好，还是现在的中美暗中较量也好，乃至于最近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吵吵闹闹也好，都很有意思。这次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各个国家都在上面表演，欧洲发达国家搞了一套“丹麦草案”，然后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几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又搞了一个“基础四国文本”，而环太平洋的一些岛国也联合起来提出他们的一套方案。大家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博弈。你看这些现象，不管是手段也好、过程也好、结果也好，都超不出春秋战国的那些谋略和手段。只不过，一个是中国古代诸侯列国之间的争斗，一个是现代世界各国间的较量，其间的此消彼长、争权争利争霸，味道完全一样啊！“温故而知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没有未来。确实是这样。前两天，我去经济技术学院讲课，讲到孔子与现代中国，讲到“批林批孔”时代的一些现象时，底下的学生就哄堂大笑。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些事啊？太不可思议了！下来还围着我问“批林批孔”到底是怎么回事？唉，还是大学生啊，刚刚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精神结构，都非常单调，非常平面化，一点历史意识、忧患意识都没有。现在一般的大学生，成天关心的就是怎样在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这个工作又要轻松，又要挣大钱，又要很体面。如果这样一代人，将来成为社会的主流，当社会出现危机之时，能指望他们来承担吗？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即使不说社会危机，就算个人遭遇了挫折，很多人都会手足无措，要变傻瓜了。“温故而知新”，就是要从历史的经验中，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来吸取现实的营养，让我们能够充满智慧地面对未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看近代历史也是这样的啊！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整个就是军阀混战，中国处于不得安宁的战争状态。1949年往后的三十年，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又是一番景象。国家虽然建立了新的政权，可还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中间的折腾也很多，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一直不停。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又是三十年，搞经济建设，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现在又将有一个变化了，这个变化大家都看得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倡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就是文化的力量嘛！中华民族要崛起，中国要强大起来，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没有文化软实力怎么行呢？当然，这才刚刚开始。今天早上我还和刘大姐讨论，现在世界上一窝蜂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看起来势头很好，但是，这些孔子学院是真正在传播中国文化、孔子思想吗？许多孔子学院连汉语教学都做不到，找不到师资嘛！当然了，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起码说明了一种趋势。当你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变迁，就能够把握住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代中见机而行、待时而为；你就知道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该隐则隐，该显则显。总之，就能够进退有度，吉无不利。因此，“温故而知新”是人生的大智慧。这种大智慧，要落实在德性修养中，你才能真正厚实起来，才能够做到刚才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把温故知新的人生大智慧运用于人生实践中，培养自己内在德性的厚度，这就是“敦厚”；把自己深厚的德性发挥出来，在社会人群中进行推广，在礼乐教化上反映出来，以此来净化社会空气，建立和谐世界，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建立人间净土”，这就是“崇礼”。前面讲过“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这个能够推行礼乐教化的人，必须有这种“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的修为，必须有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总之，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能推广这样的事业。你也许会说，这些是圣人的事业，我们都是普通人。我觉得，普通人也应该有这样的承担精神。以前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普通人能够面对自己的精神，能够面对自己的德性修养，能够承担“敦厚以崇礼”的教化，起码在心性上，就靠近圣贤之道了，靠近中庸之道了。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已经开始踏上这条路了。
三、招商与运营一体化
运营即是招商，是笔者始终倡导和践行的园区操盘理念与原则，且在这样的操盘过程中让园区及公司均受益。运营即是招商是借运营促招商，同时脱不开招商带运营，园区招商和运营追崇的就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从战略与管理层面讨论招商和运营一体化，那就要在目标指标设定、组织架构设置、人力资源配置、工作流程安排以及KPI绩效考核指标上将招商和运营统筹兼顾、一并计划。园区运营体系、运营部门绝不是“聋子耳朵——配的”，要切实发挥复合运营功能，并与招商工作无缝链接。（本书第四章的《招商运营一体，“一起奔跑吧，兄弟”》将就招商和运营一体化的实战推进问题进行详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基于产业地产营建两条线、一股绳的战略思维，引申出“产业与地产相融化”“招商和运营一体化”的战略经营原则，再延展分析还会有“产业招商与楼宇租售同步”“满足企业与回馈政府兼顾”“园区载体盈利与内生经营发展并进”等一系列问题，有的暂且留给后面去分析探讨。面对产业园区、产业地产这样跨界的业务领域，打破边界、拆除篱笆，做融合共生的事情是常态。
修身与尊贤
首先的第一经是“修身也”。这个没啥好说的，是绝对的前提！我们在各种场合已经讲得很多了。己身不正焉能正人，这是做人的根本，要做事先做人，要做人先修身。“大学八目”，修身是其中的核心、枢纽。第二经是“尊贤也”。尊重人才，尤其是品德高尚、德行贤良的人，这是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得人心、能不能成就事业的关键。我以前写过一本关于古代隐士的书，什么是隐士？就是把自己的德行、品德隐藏起来，不计较名利的人，不为世间名利所动的人，那是贤人的最高境界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真正有作为、心胸开阔的古代帝王，往往都有尊贤、让贤之风；而这些贤人隐士呢？也未必会接帝王们的招，他们大多数会逃名而去，隐入深山，就是不跟你玩。我们看“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尧帝对于许由恭敬得很啊！他要把天子之位让给许由，并且对大隐士许由说，你对我来说，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光芒万丈啊！既然你这个太阳和月亮都已经升起来了，我这根小小的蜡烛，还有什么必要燃烧呢！尧帝很会打比喻的。他还比喻说，许由啊，你对万民就像及时雨一样啊！眼看及时雨就要降下来了，何必还要我这样一个只知道搞人工灌溉的人，去一瓢一瓢地浇灌大地呢？请答应我，让我把天下交给你来管吧！但许由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大治，然后才叫我去替代你，我是为了捡个好名声吗？我才不干这个事呢！你也不要给我戴高帽子，说我是什么红太阳闪金光，我只不过是森林里的鹪鹩、鼹鼠罢了。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根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只不过把肚子灌满而已。你的天下再大再好，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啊！最后，许由被尧帝缠得没办法，干脆跑到深山里去，一点踪迹都不留下来了。还有啊，西汉初年的商山四皓，也是当时最受世人推崇的大隐士。汉高祖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都被他们拒绝，吃了闭门羹。后来，刘邦嫌太子刘盈性格太懦弱，一点也不像自己，就想废掉他，重新立幼子如意为太子。吕后一听急死了，太子是自己的亲生子嘛，如意是戚妃的儿子，他要是当了太子，自己就只能被打入冷宫，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甚至母子俩的性命可能被牺牲掉！她什么话都说了，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就是动摇不了刘邦废长立幼的决心，无奈之下，只好去求张良。张良说皇上废太子的事，谁去说都没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试。什么办法呢？就是授意吕后去请商山四皓，说你能把这四个倔老头子请出来，让他们帮助太子，也许皇上会改变主意。吕后想方设法，终于把商山四皓请出山来，当了太子刘盈的老师。至于吕后用了什么方法，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她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如愿以偿。有一次，吕后在太子府上大宴宾客，请皇上也赏光过来。刘邦过来以后，看见太子背后老是跟着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而且气宇轩昂，相貌不凡，于是就问他们是什么来头。结果呢？他一听之下大惊失色！自己以皇上的面子，多少次都请不动的大隐士，现在却成了太子的老师，这还了得！可是，这四个老头子名气太大，得罪不起啊！他由此知道，自己这位懦弱的太子已经大得人心了，是废不得了，只好传位给他。你看，尊贤救了太子刘盈的命！前面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的确是如此啊！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现代中国的大麻烦，就是不能尊贤。自从文革“批林批孔”，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之后，谁还把老师当一回事啊？现在的老师哪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啊？我们看各个师范院校，条件开得再好都没有学生愿意报考，中小学再怎么提高老师待遇，都没有几个人心甘情愿地做老师。这样下去，整个民族的素质怎么提高得了啊？不信我们往后看，以后中国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一定会是触目惊心的！
2.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文化在现实管理活动中具有巨大的作用。比如，让不少人特别头疼的应酬，在中国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没有这种人情关系作为润滑剂，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寸步难行。这正是应酬虽然麻烦费事却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如果甲乙双方签订一个合同，那怕合同内容同西方类似合同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其隐含的意义却大不相同。西方人签订了合同，首先会考虑的是从此明确了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甲方却会拍着乙方的肩膀表示亲热说：“从此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认同和默契，管理行为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南辕北辙。那么，文化对管理的作用究竟表现在哪儿？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1.价值定位任何管理活动，都离不开价值定位。在一定意义上，韦伯式官僚组织的价值中立，实际上也是一种价值定位，即效率优先的选择定位。泰罗主张的科学管理，以纯科学的方式排除价值干扰，表面上似乎是价值中立或无涉的，实质上也是把管理的价值定位在新教伦理提供的“上帝选民”准则上。价值定位的不同，会使管理出现重大差别。欧美的个人主义定位所形成的管理模式，拿到中国的差序格局定位所形成的组织系统中，尽管在表面上似乎没有冲突，但无形中的“别扭”十分明显。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种价值定位对管理的巨大影响：在欧美的公司中或政府中，其个人主义文化使追求效率的官僚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办公室布局，由于个人至上的文化积淀在他们那里几乎已经成为无意识的准则，所以，一般人的行为中都会表现出对他人行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大办公室运行基本不存在障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办公室也进入了中国，这种组织布局设计，很可能在规范性、操作性以及业务流程等方面找不出任何瑕疵，然而，中国人的特殊文化背景，使这种大办公室往往有一段较长时期的不适应，人们说话的嗓门和联系的方式、互相之间的距离处理和行为耦合，总要经过不断的“磨合”才能慢慢变得正常。即使“磨合”结束，人们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过去小办公室的新习惯，对多数人而言，这种习惯依然是“别扭”的，甚至会感到强烈的压抑。笔者甚至怀疑，中国白领的抑郁状态，同这种办公室布局可能是正相关的。如果能够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氛围内，对大办公室布局的心理影响进行相应的调查比较和数据分析，有可能提供出不同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数据。推而广之，不仅是办公室布局，一切管理举措，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无不由文化确定其价值取向。2.优先选择管理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价值冲突中进行优先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蒙以选择来界定决策，并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的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对优先选择的影响，凭借一般常识就可以给出明确回答。有一则笑话，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优先选择的文化差异。该笑话揶揄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选择，称：美国人认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自己持有的股票在纽约交易所上涨最猛，而法国人认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同最好的情人共度浪漫之夜，俄国人认为最幸福的时刻则是在面临克格勃逮捕时发现他们搞错了抓捕对象，如此等等。尽管是笑话，却不无道理，而这个道理，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管理活动随时都会面对优先选择问题。在中国，考验人的一个著名难题，就是当妻子和母亲同时落水先救哪一位？这种伦理选择，正是来自于价值上的优先考虑。企业管理中，总会面临着扩张与风险、冒险与保守、创新与守成等等选择；政府管理中，优先安排太空开发还是优先安排社会保障，优先发展大型城市还是优先发展中小城镇，等等。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优先选择的考虑权重，文化因素占第一位。尽管当代有着众多的选择的理性方法甚至数量方法，却不可能彻底取代经验和直觉的选择方法，原因就在这里。而且即使采用了理性方法或数量方法，文化也会对其起支配作用，尤其是理性模式的因子筛选和功能界定，更要受文化的支配。用最常见的食物选择为例，即使是营养学家，掌握了食物选择的各种理性方法，但他在选择食物时，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由文化养成的生活饮食习惯。面条和米饭的选择，首先考虑的肯定是饮食文化而非营养差异。3.惯习支配按照西蒙的研究，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犹豫—选择”模式，二是“刺激—反应”模式。“犹豫—选择”模式是一种看起来完美的理性模式，但是，现实管理中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尤其是选择的成本问题，使这种模式的实用性不强，而“刺激—反应”模式的简单性和快速性，使其更为常见。因此，在管理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类似于条件反射的“刺激—反应”模式。当代管理学家明茨伯格，也用自己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根据明茨伯格对经理人员的调查，现实中的经理很少有“深思熟虑”式的行为，大多是直觉式的快速行动，因而，高度理性的学理推演对管理实践没有多大帮助。经理人员的这种行为模式，与其说是受管理理论支配的，不如说是受习惯支配的，而这种习惯的形成，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影响着人们的学习、记忆和行为，并通过文化的积淀养成习惯，建立不成文的甚至下意识的规则体系。经理的习惯，是相应的组织环境和文化氛围与经理主观追求交互作用的产物。对于这种经过学习养成的习惯，社会学家布迪厄强调其习得性质，创立了一个专用词汇——惯习，即通过学习形成的行为准则。毫无疑问，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是由文化决定的。这种有意识的文化积淀，对于现实管理起着下意识的支配作用，形成现实的管理风格。4.思维方式人类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马克思所言最蹩脚的工匠比最灵巧的蜜蜂优越的地方就在头脑，是对这种意识支配行为的最好说明17。然而，工匠的思维，是所处的文化形成的。中国古代不乏能工巧匠，但最聪明的工匠，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下，他可以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创作出精致的工艺品，却想不到蒸汽机的构思。他可以设计出庄严的龙椅，却设计不出舒适的沙发。文化限定了人们的思维范围，正如乾隆皇帝无法理解当时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竟然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一样，相应的文化使乾隆压根儿想不到国家可以无国王。再进一步，文化还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思维模式。例如，许多学者都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同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繁荣相提并论，然而二者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赵纪彬对此有十分精到的总结，说：古希腊呈现出的是“智者气象”，而春秋战国呈现出的是“贤人作风”18。一语中的。所以，以希腊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逻各斯”的方式，而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兴”的方式（比即类比，兴即抒发，是《诗经》的创作方法）。中国管理活动中的思维，往往依赖于类比和直觉。甚至包括笔者自己撰文，也以类比式推理居多。显然，这都受赐于文化。这种由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严密的逻辑学，唐代“因明学”的引进也未能引起多大反响，直到近代严复翻译《穆勒名学》，才开始在中国建立西学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恰好说明中国文化的思维特色。而这种思维特色，对管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文化对管理有着上述作用，所以，研究管理必须研究文化，不研究文化的管理学，反而匪夷所思。重视文化对管理的作用，是管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管理学研究文化，不等于沉浸于文化差异中重构管理学的文化大厦，而需要从文化差异中研讨管理学普适性的不同表达。毋庸讳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学大厦有可能出现革命性重构，就像物理学中爱因斯坦体系对牛顿体系的重构那样，但是，这种重构只会产生于管理学自身的发展，而绝不会产生在文化研究中。
2.明清特别行政区和专务机构
（1）明代特别行政区：明代的特别行政区包括京畿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明代的京畿地区为南北直隶，北直隶有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十九州一百二十六县，南直隶有应天、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和州、滁州、徐州十四府十七州九十六县。其中顺天、应天二府为京府，其他府州县则无异于十三省。顺天、应天二府属于京官建制，各设府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六人（应天府三人），正六品，推官一人，从六品。其首领官有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九品，检校一人。其中顺天府尹尤为重要，为“小九卿”之一。但其实质，则属于地方亲民官，而且顺天府只能管五城以外而不能管五城之内（五城之内归五城兵马指挥司和巡城御史管辖）。府尹总掌一府政务，府丞佐之，兼领学校，治中参理府事，通判分理粮储、马政、军匠、薪炭、河渠、堤涂，推官分理刑名，纠察属吏。顺天府下领五州二十二县，其中宛平、大兴二县为京县，其他为直隶县。应天府下领八县，其中上元、江宁二县为京县，其他为直隶县。明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卫所进行管理。其地在混同江（松花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明朝先后共设置了三百八十一个卫，由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所属卫所之官，由各部族酋长担任，朝廷则授其诰印、冠带和敕书。其中在今之吉林市、珲春及朝鲜庆源、会宁一带，后迁至今辽宁新宾一带的建州三卫，逐渐兴起，成为后金的前身。明代称藏民区域为西番，包括今西藏、昌都、青海以及云、甘、川部分地区，设有朵甘、乌斯藏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卫指挥使司，三个宣慰使司，六个招讨司，四个万户府，十七个千户所。这些卫所土司，均受陕西行都司的制约。另外，明朝还在西番实行僧官制度，僧官分法王、王、佛子、都纲、喇嘛等称号，俱给印信诰命，并有不少是赴京册封。万历时，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被追认为达赖一世，封锁南坚错（坚错为藏语，意为大海，蒙语为达赖）为达赖三世。明末达赖五世统一全藏，并由后藏扎什伦布寺迁至前藏拉萨，由其师傅罗桑却吉坚赞主持扎什布伦寺，即班禅四世。自此，藏区政教合一之制基本形成。在嘉峪关以西，明代设置有哈密卫，以蒙古族忠顺王安克帖木儿部为卫所，后哈密被土鲁番占据，哈密卫移至瓜州。土鲁番首领对明朝称臣纳贡，接受封号。在北部蒙古区域，主要有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明朝分兀良哈为福余、朵颜、泰宁三卫，臣属明朝，保持贡赐关系和马市贸易。鞑靼和瓦剌，则同明朝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贡赋关系，时战时和。到隆庆时，鞑靼的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与明朝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臣属关系。明代在西南地区，主要实施土官制度。“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114宣慰司至长官司的名号差别，实际仅为品秩差别，而其性质无异。宣慰司为从三品，宣抚司为从四品，安抚司、招讨司为从五品，长官司为正六品。为了与正规府州县区别，一般将实行土官制度的府州县称为土府（或军民府）、土州、土县。土官均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多实行世袭制，但其任命权归于朝廷，且均要赴京授受。“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①土司对中央以朝贡表示其臣属关系，分别有一年一贡、二年一贡、三年一贡之制。土司对地方的管理，悉听其俗。但是，在设置土司的地方，朝廷均有驻军权，设置有数量不等的卫所。这些地区的卫所与内地卫所不同，不仅负责边防军事，而且管理当地汉人的民政。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明代还在这里实行了数量不多的“土流合治”和“改土归流”。（2）明代专务机构：明代专务机构包括盐务、马政、市舶、茶马等机构。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明代设有六处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运司，分别为两淮（治扬州）、两浙（治杭州）、长芦（治沧州）、山东（治济南）、福建（治福州）、河东（治解州），下辖十四分司。运司长官为都转运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从四品，副使一人，从五品，判官无定员，从六品。其首领官有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属官有各库大使、副使各一人。下辖各盐场盐课司设大使、副使，各盐仓设大使、副使，各批验所设大使、副使。明代还设有八处盐课提举司，分别为广东（治广州）、海北（治廉州）、四川（治遂宁）、黑盐井（治定远，今云南盐兴）、白盐井（治大姚）、安宁盐井（治安宁）、五井（治浪穹，今云南洱源）、灵州（称盐课司，治灵州，今银川）。盐课提举司长官为提举一人，从五品，同提举一人，从六品，副提举无定员，从七品。其首领官有吏目一人，从九品。下辖有各库大使、副使。再下有各盐仓大使、副使，各场、井盐课司大使、副使。明代盐政，岁办盐引有定数，行盐有定区，是重要财政来源，岁解太仓银上百万两，各镇银三十馀万两，号为国家财赋之半。崇祯时户部尚书李汝华曾称：“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筴）。”115但明代文士视运司为利薮，多不愿为之。起初，运司尚以朝官任之，隆庆后，运司归地方，为布按二司属官，率以知府考课劣等者任之，其僚属则多为纳赀，以杂流潦倒不堪者任之。因此，明代盐政，率多弊端。行太仆寺和苑马寺：明代设有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五个行太仆寺，永乐后北平行太仆寺改为京衙。设有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五个苑马寺，永乐后北直隶苑马寺并入太仆寺。行太仆寺和苑马寺不隶于太仆寺而隶于兵部，长官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一至二人，正四品，寺丞无定员，正六品。其首领官有主簿一人，从七品。行太仆寺掌管边镇卫所马政，苑马寺则管理养马诸监诸苑。明初马政盐政均为军国大事，故行太仆寺和苑马寺相当于京卿。中叶以后则为冗散之职，往往以藩臬中有争议者处之，万历中改为分巡道或兵备道兼摄，地位日低。市舶提举司：洪武四年（1371年），设置浙江（治宁波）、福建（治泉州，后移福州）、广东（治广州）三市舶司，“通夷情，抑奸商”，掌管海外朝贡互市。“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16洪武七年罢。永乐元年（1403年）复设。三年增置馆驿，浙江称安远，福建称来远，广东称怀远，并增设交趾云屯市舶司（在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宣德中弃交趾，嘉靖中废浙江、福建市舶司，唯留广东一处。万历时又复三市舶司之制。市舶司长官为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首领官有吏目一人，从九品。市舶司“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117。茶马司：洪武年间，设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后罢洮州茶马司（永乐九年复设），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还有甘州茶马司，正统八年裁革，嘉靖四十二年复置。短期设置的还有四川永宁茶马司、雅州碉门茶马司、广西庆远裕民司。茶马司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掌边境以茶易马的官方贸易。（3）清代特别行政区：清代特别行政区有京畿地区、东北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清代以北京为首都，首都京畿地区设九门提督、五城察院和顺天府；以盛京为留都，设盛京将军、盛京五部和奉天府。京城设步军统领衙门，统领驻防京师的八旗步军营。康熙时定步军统领衙门提督京城九门，故习称九门提督，并令兼管京城绿营，即巡捕营。雍正时定其全衔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并派部院堂官一人协助办理刑名事务。乾隆时规定，凡由尚书、侍郎等文官简放步军统领，则不另派部臣协理，凡由都统等武官简放者，则仍派文臣协理。步军统领为满缺，从一品，下有左右翼总兵各一人，正二品。其首领官有司务厅司务，属衙有理刑科、司案科、兵缺科、厅科房、满摺房、汉摺房、清档房、底档房、挂号房、门军房、皂班房、俸饷处、查案处、激筒处、技勇厂以及两翼捕务公所和银库。巡捕营初为两营，顺治时由兵部职方司主事掌管并增一营，康熙时归隶步军统领，至乾隆增为五营。步军统领衙门掌管京城分汛守卫，缉捕罪犯，审定刑狱，笞杖以下自结，徒流以上送刑部，稽察、启合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巡查街面，颁布禁令，编查保甲，消防救火，鸣放信炮，修治街道。五城察院负责稽察京城治安。京城分东南西北中五城，各分二坊，每城由一名御史巡城，由都察院分派，巡城御史各有衙署，通称五城御史衙门或五城察院。五城御史督责五城兵马司，下有兵马司指挥、副指挥、吏目等。五城御史“掌绥靖地方，厘剔奸弊”；五城兵马司“掌巡缉盗贼，平治道路，稽检囚徒，火禁区为十坊领之”118。五城察院除稽察五城十坊外，还要宣讲条教，赈恤流民。顺天府长官为府尹，汉缺，正三品。雍正元年（1723年）定制，以六部尚书、侍郎中的汉大臣特简兼管府尹事。其属官有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一人，正六品。下设有府堂房经承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各房经承，经历司经历、经承，承发房经承，照磨所照磨、经承、攒典，司狱司司狱、经承、攒典。其下属有顺天府学、崇文门分司、僧纲司和道纪司、阴阳学、医学。府学设教授满汉各一人，正七品，训导满汉各一人，正（满）从（汉）七品。崇文门分司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康熙四十年省大使。僧纲司设正副都纲各一人，道纪司设正副都纪各一人。阴阳学设政术一人。医学设正科一人。顺天府下领四路同知，初仅辖二县，到乾隆时逐渐增至五州十九县。顺天府主管京师地方刑狱，流徒以上由四路同知申报直隶按察司转总督报刑部，笞杖以下自决。京师地方治安由顺天府与九门提督、五城察院并管。同其他地方官一样，顺天府负责祭祀坛庙，监临乡试，管理钱粮赋税，赈恤鳏寡孤独，施行教化，督责农桑。府丞佐理府事，兼提督学政（乾隆五十八年增设直隶学政后罢顺天府丞兼衔），管理书院义学，乡试充提调官。治中掌管地方民事，负责钱粮、户籍、田土，乡试负责饔饩制卷。通判掌管词讼、礼仪及一切杂务，管理京城各市牙侩之籍，榷其常税，乡试负责名册。六房分办事务，经历司及其所属承发房掌管文书收发，照磨所掌管文书稽核、乡试缮册弥封、贡院号舍什物，司狱司掌管流徒囚犯收押发遣。府学掌教授生员，崇文门分司掌该门关税库藏，僧纲司与道纪司掌释道事务，阴阳学掌阴阳星相，医学掌医务。下领五州十五县中，大兴、宛平二县为京县。顺天府所领较为特殊者为四路同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从直隶总督于成龙之请，设置顺天府东南西北四路厅，各设同知一人，正五品，受顺天府尹和直隶总督双重节制，分别授永平、保定、河间等府衔，称“某路捕盗某某府同知”，乾隆十九年（1754年）后四路厅兼管所领州县钱粮，二十四年后又兼管所领州县刑名审转，称“顺天府某路刑钱捕盗同知”。西路厅还兼管稽察水利，称“顺天府西路刑钱捕盗水利同知”。四路厅各有衙署，西路在卢沟桥，南路在大兴县黄村，东路在通州新城，北路在昌平巩华城。奉天府长官为府尹，满缺，正三品。乾隆三十年（1765年）定制，从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兼管府事大臣一人。其属官有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理事通判一人，正六品。其首领官有经历司经历，司狱司司狱。其下属有奉天府宗学、觉罗学、官学、义学、儒学，兴京理事厅通判等。宗学设满教习和骑射教习，觉罗学设满汉教习，官学设满洲助教和汉教习，儒学设汉教授。奉天府下领府厅州县变化较多，至晚清有三府四厅五州十四县，其中承德县为京县。东北为满洲发祥地，入关后，清朝政府在东北以八旗制度为基本组织形式。经过顺康雍乾时期多次调整，形成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统领东北的定制，辽河左右归奉天将军统之，其东归吉林将军统之，其北归黑龙江将军统之。三大将军下各设都统、副都统分领各城。其中盛京将军辖十五城，吉林将军辖十七城，黑龙江将军辖七城。东北的镇守将军与内地不同，不仅管理军政，而且兼理民政。盛京将军为从一品，其衙门设有堂主事一人，笔帖式十一人，下设印务处和户、礼、兵、刑、工五司，印务处也称堂司，设管档主事一人，为将军监印，并统领各司，五司以协领兼领，各设掌案笔帖式二人，下有笔帖式人数不等，户司掌粮饷收支和银库，并有管库主事一人，礼司掌祭祀典礼，兵司掌兵士训练、官员调补和防务，刑司掌刑名诉讼，其笔帖式称理刑笔帖式，工司掌衙署修葺和土木工程。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的衙门官署与盛京将军基本相同，只是其属司只有四司（无礼司），部分官员的称呼略有不同。都统、副都统也都有相应衙门，只不过比将军衙门官员较少、衙署略简而已。总体上看，东北的镇守将军实际上延续了八旗制度兵民合一的特点，实为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清代少数民族区域有五，即内蒙古地区、外蒙古地区、青海蒙古地区、回部和厄鲁特部地区、西藏地区。除这些地区外，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还设有为数不等的土官司。内蒙古：内蒙古地区包括科尔沁部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清廷设有察哈尔驻防都统、副都统，热河都统，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副都统，管理驻防八旗军政，并统辖不设札萨克的蒙古民众。清在入关前的天命十一年（1626年），就在蒙古各部封爵授职，分封科尔沁等内蒙古各部亲王五位，郡王十八位，贝勒十六位，贝子十四位，镇国公八位，辅国公十四位。各旗设札萨克一人，或世袭或简任，协理台吉（有四旗称塔布襄）二至四人，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一至二人，还有参领、佐领等。旗之上设有盟，内札萨克设六盟，为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各盟设盟长、副盟长，有的设帮办。凡内札萨克事务，在中央均归理藩院旗籍司管理。外蒙古：外蒙古地区包括喀尔喀四部附二部八十六旗。清廷设有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下设参赞大臣二人，其中一人由蒙古王公兼任，掌唐努乌梁海部军政，辖喀尔喀四部和所附厄鲁特部、辉特部共八十六旗。还设有科布多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辖八部三十一旗，设理藩院司官一员。另设库伦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经理监督恰克图与俄国商务。清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以后在外蒙古封爵授职，所封喀尔喀等外蒙古各部汗五人，亲王七人，郡王九人，贝勒十一人，贝子十二人，镇国公十人，辅国公二十八人。各旗设札萨克一人，协理台吉二至四人，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人，还有参领、佐领等。旗之上设盟，喀尔喀部四盟，杜尔伯特部二盟，新土尔扈特部一盟，各盟设盟长、副盟长，有派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驻班人员。青海蒙古：青海蒙古五部二十八旗。清廷设有西宁办事大臣，辖蒙古各部旗，其蒙古各旗设官一如内外蒙古，五部二十八旗与内蒙古察汉诺门汗共建一盟。回部和厄鲁特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置伊犁将军，统辖卡伦兵、屯田兵、驻防马兵和绿营兵，掌管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伊犁将军之下，设参赞大臣，赞理军务。将军衙门有章京、笔帖式办理事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原乌鲁木齐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的基础上置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统辖该地满洲、绿营兵，掌管乌鲁木齐军政。另外，在塔尔巴哈台设副都统，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在哈密、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设办事大臣，分理各地事务。绿营驻军设有喀什噶尔提督、阿克苏镇、巴里坤镇、伊犁镇总兵。八旗和绿营驻防，不仅有军政，而且直接管理锡伯部（驻伊犁霍济格尔绰和罗等处）、索伦达呼尔部（在科河等处，索伦为游牧，达呼尔为驻屯）、察哈尔部（乾隆时移驻博罗塔拉地方）、厄鲁特部（左翼在花脑海等处，右翼在特古斯崆吉斯地方处）四部。新疆其他部旗，除伊犁将军、塔城副都统直接管辖者外，其余分为三部分，一为吐哈二部，二为回部，三为天山厄鲁特。吐鲁番和哈密二部最早内附，编为二旗，清廷按蒙古官制，每旗设札萨克、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管理。回部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一人（驻哈密），协理图撒拉克齐二人（驻辟展，即鄯善），下设伯克管理回部各种政务。伯克有两类：一是分理专务性质，如阿齐木伯克掌综理回务，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哈资伯克掌平决争讼，密喇布伯克掌水利，讷克布伯克掌匠役营建，等等。二是分管各地性质，如叶尔羌伯克、喀什噶尔伯克、库车伯克、和阗伯克、阿克苏伯克、乌什伯克，有六大城伯克之称。天山厄鲁特共五部十三旗，每旗设札萨克一人，协理台吉二至四人，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二人，以及参领、佐领等。西藏：雍正五年（1727年），置西藏办事大臣，特旨简派，三年更代，掌考察唐古特官和喇嘛官，操练藏兵，管理边隘防守事宜。下属有理藩院司官一人，随印笔帖式一人，四川派委粮员三人，成都驻防派书清字马甲八人，通事译字四人，并在札什伦布（日喀则）、拉里、察木多分设粮务一人。凡前后藏之考核财赋、平议刑罪、拟定法制，均应禀驻藏大臣。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定制，前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选补；后藏官缺出，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喇嘛选补；各寺庙坐床堪布，由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及遣往西藏办事之在京喇嘛共同选任；各寺庙喇嘛名数、寨落人户营户，均造册分存达赖与驻藏大臣处。驻藏大臣还要检阅藏兵操练，审核赋税收支，核定藏官所决刑狱。西藏所有僧俗官员，均受驻藏大臣节制。西藏政教合一，达赖喇嘛驻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札什伦布，掌后藏寺院及教民。达赖、班禅以下，有呼图克图（活佛）十八人，沙布隆（活佛）十二人，再下为寺庙住持喇嘛，称堪布。西藏活佛有转世之说，称之为“呼毕勒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整顿藏务，建立确定活佛转世的金奔巴制。在京制作金奔巴（金瓶）发往西藏，设于布达拉宫，遇活佛去世，则寻认转生年月相仿之人，将其姓名生辰制签，置于瓶中，由驻藏大臣监督，当众掣出一人，指定为呼毕勒罕。从此，西藏的活佛继承，开始由中央政府监管。藏族在清代被称为唐古特，前藏唐古特官最高者为噶布伦，负责总办藏务。其办公地点称噶厦。前藏设噶布伦三人，其中一人由喇嘛担任，不给顶戴，其下设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小中译三人，第巴十三人。第巴分管柴草、糌粑、账房、门卫等。地方上有掌藏军的各城典兵管和掌藏民的各城边营官。后藏设大营官四人，中营官十七人，小营官十六人，分掌各营藏民。另外，西藏还有达木蒙古五百馀户，也归驻藏大臣管辖。土官为世职，但其任命和承袭均须中央确定，文职土官归吏部验封司，武职土官归兵部武选司。其文职从土知府、土同知直至土巡检、土驿丞等，其武职从指挥使、宣慰使直至土把总、土百户，品秩由三品到未入流。土官归当地督抚和所属府州县管辖，唯其内部管理从俗。设置土官的直省，包括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经过雍乾时期改土归流，湖北湖南全部改置流官，西南地区也部分改置。但至清末，仍有相当数量的土官存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清代专务机构：清代专务机构，包括漕运、河道、盐务、学政、关税等机构。漕运：清代涉及漕运的省份，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顺治二年（1645年），置漕运总督一人，驻淮安，管理八省漕政，习称总漕。漕运总督衙门同其他总督一样，不设属官，只有书吏二十人。但八省督粮道均由总漕统管。漕运总督掌督理漕运，检选运弁，修造漕船，派拨全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趱重运，查验回空，核勘漂流，督促漕欠等事。粮船过淮，总漕即随船北上，调度全漕，稽察所属。粮船过津，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然后回淮办理下年征收起运事项。雍正以后，常设四名巡漕御史稽察漕政。各省督粮道则督押本省粮船，过淮后盘验粮米无亏，再回本任。各地管粮同知、通判负责监兑漕粮品质数量，押运同知、通判负责押船和管束运军，总督所属漕标负责催护粮船。河道：顺治元年（1644年）置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习称总河。康熙十六年（1677年）总河移驻清江浦。雍正二年（1724年）设副总河一人驻济宁。七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分管南北两河。八年又增设直隶河道水利总督一人，驻天津，分管北河，原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所管称东河。至此，形成北河、南河、东河三总督。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撤直隶河道总督，其事改由直隶总督兼管。咸丰八年（1858年），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其事改由漕运总督兼管。光绪年间，山东运河改由山东巡抚兼管，河东河道总督只负责河南防汛修守。河道总督衙门与其他督抚衙门同制，设书吏二十人。但各省管河道以及有河务的分守分巡道，所设管河官署均由河道总督统管。河道总督掌管南北各河的疏浚、堤防事务，负责挑淤浚浅，导泉引流，岁修抢修沿河堤坝。北、南、东河的分工是：北河负责漳、卫河入运归海，永定河疏浚堤防；南河负责黄、淮河汇流入海，洪泽湖以及济运、南北运河泄水行漕，瓜州江工，相关支河湖港疏浚堤防；东河负责南河南下汶水分流，运河蓄泄，相关支河疏浚堤防。盐务：清代盐务专设有都转盐运司，相关地方有盐法道。盐运司各设盐运使一人，从三品，掌督察场民之生计，商人之行息，适时平抑盐价，管理水陆挽运，计其道里远近，稽察往来时间。不设盐运司的省份，则设置盐法道（或驿盐道、盐茶道、粮盐道）管理本省盐务。盐运司分设于直隶、山东、两淮、两浙、两广、福建（雍正四年改盐法道）、河东（乾隆五十七年裁）等地。下属有运同、运副、运判、课大使、经历、知事、巡检、库大使等。其运同、运副、运判各掌盐运分司，督察各盐场，分设于长芦之天津、蓟永，山东之滨乐、胶莱，两淮之泰州、通州、海州，两浙之宁绍、嘉松，两广之惠潮汀赣、梧州等地，还有云南盐课提举司。各盐场、盐池、盐井则设盐课司大使和盐引批验所大使，管理产盐、交易、征收等事务和批验行盐凭引事务。清代盐政，初期设有巡盐御史监督，雍正二年（1724年）起罢巡盐御史，盐政改归各省督抚兼理。学政：顺治初，在各省设立督学道，带按察司佥事衔，以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擢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确定在顺天、江南、浙江设提督学政，以翰林官充任，称为学院。此后，各省学差，由翰林科道选补者，称为学院，由六部以及道府各官开列者，称为学道。雍正四年（1726年）起，各省督学皆改为学院，部属简任者依出身甲第各加翰林院编修、检讨衔，遂成定制。提督学政每省一人，惟甘肃不置，其学务由陕西学政兼理。学政三年考满更替，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巡历府州，考察诸生，负责岁科二试，考课学官，考送贡生。通省兴革的重大事宜，督抚藩臬要与学政会商。岁科二试时，学政依次莅临，知府、知州充提调官。学政衙门驻省城，唯有江苏驻江阴，安徽驻太平，陕西驻三原。税关：清代税关分两类，榷百货者归户部，称为户关，榷竹木船钞者归工部，称为工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属户部。全国户关、工关共四十八处。税关官员差别较大，依其任免关系，有简派专差者，有交地方管理者，有差遣内务府官员者，有差遣部员者。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海关始有洋关常关之分。洋关首设江海关于上海，相继有粤海关、潮海关、浙海关等洋关，至清末达四十一处。洋关称税务司，并在北京设总税务司，均委任洋员，当地原设税关则称为常关。咸丰三年后，各地遍设厘金局卡，由地方官绅自置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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