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包括中外）的管理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是两回事。现代管理学是基于自由契约基础上研究组织有效性的技术，古代的管理思想基本上是政治性、军事性的管理技巧，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效能（包括组织结构里的个人管理），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是对个体的控制。

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主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即猫鼠游戏，尤其中国的古代管理统治，是以赤裸裸的暴力、人身威胁（财产权、生命权的剥夺）为最高手段，这个背景上的管理思想绝不是管理学，而是统御术。

斯宾诺莎说：政府形式都是专制的，一个只能靠恐怖来领导人的政府与其说是具有美德不如说最多是没有恶行。但是，人应该在这样的方式下被领导，以致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被领导的，而是依照自己的心灵，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而生活。这样，他们便只受对自由的热爱、增加自己的所有物的愿望，以及获得国家荣誉的希望所控制。塑像、胜利及其他对美德的刺激都不过是奴役的标志，而不是自由的标志，因为希望美德的报答注定为奴隶所有，而不为自由人所有。

斯宾诺莎设想的理想的政府形式，正是老子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显然，老子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更强调自下而上的信服，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信不足，焉有不信”即是这个意思。

可以合理推论，老子对于“百姓”，是给予充分的尊重与“自由”的——自由地选择信还是不信领导者的话。所以老子说，做领导的讲话要慎重（犹兮，其贵言也），因为讲出去不能做到，就是失信于百姓，就是“信不足”了。

在《老子·德篇》第12章里，简述了“百姓”一词在老子文本里的意思，并不是今天通用的“老百姓”，即群众，而是指有家族姓氏源头的王朝贵族。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士、农、工、商，这个“四民”属于国人，即住在城郭里的基层群众，还是不是“百姓”。在城郭四民之下，是“野人”即住在城郭之外的真正的农民，这些农民野人大部分没有姓氏，是春秋社会的最底层。

四民之上是“百姓”，即从不同“姓”家族源头分化出来的“氏”，包含了姓氏之内的大宗与小宗家族，这些家族统称为“百姓”，以各家族的族长为代表（族长不一定是官职最大的）。

在百姓之上是王族的别宗及高官家族，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晋国的公族（被晋献公铲除）、晋国狐家、先家、胥家、栾家、卻家、荀家、屠岸家、士家（范家）、智家、中行家、赵家、韩家、魏家轮流执政，齐国的国、高二姓等，这些家族的子弟都在王朝担任官职，握有实权，是“百官”即真正的统治阶层。

在最顶端的就是王族。在春秋时代，士还主要是指武士，由百官、百姓家族子弟担任，比战国时代的士的地位要高。王、百官、百姓、士、国人（民）、野人，这是老子时代各诸侯国的基本社会结构，“百姓”属于统治阶层，因此本书都翻译为“伙伴”。

老子此章的对象，是指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即王与其管理阶层的关系，还不是泛指统治与被统治。就老子文本来说，将百姓理解为老百姓，意思也能说得通。

老子说，王侯的统治，会出现四种情况：第一种，伙伴不知道有领导者，这就是后文所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的境界；第二种情况，伙伴阿谀奉承领导者，到处夸赞领导圣明，这就是指“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第三种情况，伙伴对领导都感到害怕，领导一瞪眼，百姓如竖鸡，天天揣摩领导的喜怒，投其所好，小心翼翼；第四种情况，伙伴轻蔑领导者，《诗经·鄘风》：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就是咒骂倒行逆施、不顾礼仪的王。

老子用了侮之、畏之、亲而誉之、不知有之来表示领导者的管理境界，这是老子一贯的思想，认为亲密或者疏远、称赞或轻蔑，都是不正常的，老子推崇的是下不知有上，上不施恩威于下的“自然”境界。

斯宾诺莎对于激情（情绪）提出了如下看法：一切善与恶的基础是赋予一定对象之上的爱。因为如果我们爱的不是那本身值得爱的对象，即神，而是那由于自己的特征和本性而成为超验的东西，那么(由于对象容易发生很多不测事件，或者说甚至毁灭)，就必然会按照所爱对象中的变化产生憎恨、悲伤，诸如此类。当有人剥夺了我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就产生恨；当我们偶尔丧失这种东西时，就产生悲伤；当倾向自爱时,就产生虚荣；当我们为神起见而不爱我们的同胞时，就产生仁慈和谢忱。

老子不希望圣人爱百姓，也不希望百姓爱圣人，有爱就有恨，有美（喜欢）就有恶（厌恶），他们最好各干各事，“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德篇第29章），“圣人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孩之”（德篇第12章）。功成事遂，大家都说这就是我们想干的，也不用去对王者感恩戴德、歌功颂德，各自过着好日子就好了。“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德篇第20章）。

老子的理想生活，与斯宾诺莎对幸福的定义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幸福不是对正当生活的报答，而是正当生活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我们才享有幸福，而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才能够克制欲望。

斯宾诺莎的“正当生活”，就是老子的“朴”：克服了欲望，回归自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