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选官，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荐举。其中最重要的，为科举一途，而学校又与科举紧密相关。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定科举条格，打算使所有官员均出于科举。诏曰：

“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材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行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敢有游食奔竞之徒，坐以重罪，以称朕责实求贤之意。”546

但很快就发现科举取人不如意，“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547。遂罢科举，复行荐举。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才正式确定了科举之制。

明代科举与宋代的最大不同，是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而且形成了仿古人语气的固定格式，即所谓制义，通称八股。乡会试三场所试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四书》用朱子集注，《易》用程传、朱子本义，《书》用蔡氏传及古注疏，《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传，《礼记》用古注疏及陈澔集说。为了科举的需要，永乐时还专门颁布过《四书五经大全》。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选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殿试则只有一场，试时务策一道。

明代科举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廷试三级进行。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各省（直隶在京府）举行，第一称解元。会试于次年二月举行，第一称会元。乡会试皆分三场，初九为第一场，十二为第二场，十五为第三场。廷试在三月朔日举行。廷试又称殿试，分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称传胪。

乡试主考二人，同考四人，会试主考二人，同考八人，后同考陆续有所增加。乡会试均有提调、监试。乡试提调由布政使或京官充任，监试由按察使或御史充任。会试提调由礼部官充任。主考、同考称内帘官，提调、监考称外帘官。廷试则以翰林院堂上官或翰林出身的阁臣、九卿充任读卷官，以礼部尚书或侍郎为提调官。乡试主考，两京例用翰林，各省则在儒士儒官中聘请。景泰以后，各省乡试主考例由布按二司和巡按御史在现任教官中推举，嘉靖以后，各省主考逐渐多用京官甲科出身者充任。明初，乡试同考亦多为教官，后定从他省请取，多为进士出身，教职渐少。其馀乡会试的收掌试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巡绰官、监门官、搜检怀挟官以及书写，均在现任官吏和生员中委任。殿试受卷官、弥封官、掌卷官，均在翰詹科部寺监现任官吏中委任。

乡会试的试卷，在卷首书写三代姓名、籍贯、年甲、所习本经，并由所司加盖印记。试卷的文字不得违禁，不许自序门第。考试官入院后，提调官和监试官封锁内外门户，不许私自出入。送试卷和供给物料，则由提调、监试会同开门点检送入再行封锁。提调、监试不得干预内帘事务。乡试考生入院时，由搜检怀挟官一一搜检，如有夹带，即记录姓名扶出遣送本贯。会试初不搜检，嘉靖后亦有搜检，如有夹带则枷号问罪。开考后，由巡绰官负责巡逻禁约。考生完卷后交受卷所登记收缴，依次转送弥封所密封姓名，用印关防，编次字号。誊录所用红笔誊录。对读所对读朱墨二卷，检查脱漏。同考分房阅卷，故又称房考。同考和主考所阅均为朱卷，用青笔（清代主考墨笔，同考紫笔）。三场考试已定，方许调取墨卷于公堂对照字号，确定名单发榜。明初，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1511年），同考十七人，十一人用翰林，三人用科，三人用部。到万历十一年，增同考翰林一人为十八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增同考科部各四人为二十人。所以明代房考，有十七房、十八房、二十房之称。

殿试在奉天殿举行，礼部仪制司印卷，锦衣卫巡绰，光禄寺和礼部精膳司供给。其时务策限千字以上，对策毕诣东角门纳卷。受卷官送弥封官封讫，交掌卷官转呈读卷官，详定高下。次日，读卷官诣文华殿读卷，御定三名次第，然后退至东阁拆二甲、三甲试卷，封送内阁填写黄榜。又次日，诣华盖殿，内阁官拆皇帝所定三卷，填榜讫，在奉天殿传制，张榜于长安左门外。然后赐宴于礼部，习仪于鸿胪，由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诣国子监谒先师庙，行礼易冠服，礼部奏请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

参加科举者为诸生，包括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居丧守制者，均不得参加科举。

明初，乡会试不限录取名额。洪熙时开始有乡试额数，至正统年间，定乡试名额为南北直隶各百名，江西六十五名，其他省按五名递减，直至最少的云南为二十名。以后逐渐增加，到明代后期，两直隶各增至一百三十名，大省近百名，小省数十名。永乐以后开始有会试额数，皆临期奏请定夺，每岁不等，成化起，大体每届三百名，部分年份以题请或恩诏增加五十名或一百名。

科举录取，要受政治需要的影响。洪武年间初行科举，考官刘三吾等录取五十二人，均为南士。时北方未定，科举所取皆南士不利于稳定政局，朱元璋大怒，将主考官、同考官以及读卷官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自己亲自主持重新殿试，录取六十一人，均为北士。但洪武永乐年间尚无南北分地定额。洪熙元年（1425年），杨士奇定取士分额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至正统年间，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南五十五名，北三十五名，中十名。其后基本定制，虽有变化但旋即复旧。所谓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所谓北卷，包括顺天府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所谓中卷，包括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和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

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例授编修，其馀考选为庶吉士者入翰林院，剩馀则授中书、行人、评事、太常或国子博士等七品小京官，或授府推官、州同、知县等七品外官。

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明代科举中的重要举措，为观政进士制度和馆选制度的确立。

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开科举，虑进士不谙政务，遂建立观政进士制度。

“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欲优待之，俾之观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548观政进士在六部与长官的礼仪不同于属官，观政的期限为三个月，但多有期满后继续观政者，则称办事进士。“甲科各衙门观政期满，未授官者，曰某部办事进士。”549

所观政的衙门，主要为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和五军都督府。从朱元璋起，规定观政进士不签署公文。“登科之后，朕尝爱惜，分布各司，于公文并不署押，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所以不押字者为何？恐见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见任，特意优容进士。”550“旧制，进士于各衙门观政，不佥署文案”551。观政进士可参与政务。弘治年间，观政进士李文祥、孙磐曾上疏孝宗，整顿朝政，倡导直谏。史称其“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而“以谏诤为尽职也”552。而嘉靖时的观政进士张璁，则首倡议礼之争，掀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万历时观政进士邹元标，因谏张居正夺情事而遭廷杖谪戍。这些，都可以说明观政进士在政治中的作为。但明代中叶以后，不少观政进士视观政为仕途上的例行常规，在政务上无所作为，甚至称疾请假，借省亲省墓之名离职。

观政进士制度在学习政务、适应官场方面，起了相应的作用。成化年间，陆容观政工部，父辈徐翁劝他说：“仕路乃毒蛇聚会之地，君平昔心肠条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谈论人长短得失，虽论文谈诗，亦须慎之。不然，恐谤议交作矣。”陆容起初不以为然，经过宦海洗练，“始信徐翁之言为不妄”553。万历年间，张瀚观政都察院，其时都御史为王廷相，对张瀚多有教诲，劝其慎交游，拒流俗。曾对张瀚喻道：“昨雨后出街衢，一舆人蹑新履，自灰厂历长安街，皆择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转入京城，渐多泥泞，偶一沾濡，更不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傥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称：“余退而佩服公言，终身不敢忘。”554同时，官场的衙门繁简，世态炎凉，都对观政进士有极大影响。

万历时沈德符道：

“新科进士，分观政衙门，本同时共事，而其礼则大不同。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见司官及道长，用堂属礼；在礼部，用师生礼；在兵部，用前后辈礼；在户、刑、工，用同寅礼，直于厅内，并揖分宾主；而刑曹与大理寺，又以西署闲寂，郎官及新进诸君，轮日会饮，吉凶庆吊，恩同僚旧。盖筮*（读音shì）仕伊始，而九卿衙门权势之浓淡，人情之冷热，一一盘踞于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555

清人亦追叙道：

“明制，进士释褐后，分派各衙门观政，其与在部司员相见仪节，亦各不同。在吏部则执属员礼，兵部则论前后辈，礼部则从师生之仪。六部之弊政皆积重于吏礼二部，其仪节亦独抗。惟户刑兵三部为平交。炎凉之态，自登朝之始已然矣。”556

庶吉士制度是挑选新科进士到翰林院继续学习，与观政进士同出一源。洪武十八年（1385年），“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557永乐以后，庶吉士专属翰林。凡入选庶吉士者，至翰林院庶常馆学习，司礼监月给笔墨纸砚，光禄寺供给馔食，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就近营造第宅居之。五日一休沐，三年考核授实职，谓之散馆。

起初，庶吉士之选人数次数不定，少者一二人，多者五六十人，或连科屡选，或间科一选，或数科不选，或三科合选。所选之法，有另行出题考选者，有就廷试卷子查取者。弘治四年（1491年）定制，令新科进士录平日所作文字十五篇以上呈送礼部，由翰林院考订。然后由内阁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当则录取，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由翰詹高资一人为教习。其后，除偶尔因特殊原因不选外，基本每科皆选，遂为常制。万历以后，庶吉士的教习由吏礼二部侍郎二人负责。

庶吉士的学习，以诗文为主。永乐三年，成祖谕勉庶吉士道：

“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学之至，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558

翰林院设有会簿，考稽庶吉士的勤惰。庶吉士每月要交诗文各一篇，由教习评阅，第其高下，发翰林院立案，作为散馆去留依据。在学期间，丁忧归省者，则与下科庶吉士同学。孝宗时礼部尚书徐溥曰：“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乎气运，而储才于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559

庶吉士散馆，起初与一般进士授职相仿，除留翰林院外，有授六部主事、中书、府州通判乃至知县者。正统年间，开始有授科道者。后来逐渐定制，优者授编修、检讨，次者授给事中、御史。按照明代惯例，除一甲外，非庶吉士不入翰林，故时人往往以储相目之。

清代科举诸制皆从明制，甚至开科年份也与明代相同，只是略有变更。乡试解额，比明代略有增加，顺天、江南为一百六十名，大省在百名以上，最少者为贵州四十名。会试无定额，亦分南北中卷，一般录取三百名左右，多则四百，少则一百。但与明代不同之处，在于有了副榜之制。乡试、会试都在正榜之外有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直接由吏部授职。乡试主考，有了正副主考之分，在京官中钦定差遣，主要以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会试总裁，钦定阁部大员三至六人。乡试同考官，主要用进士出身的本省属官和邻省推、知，房数不定。会试同考官，初定二十人，后定十八人，以翰林、科、部充任。直省乡试，以巡抚监临（顺天乡试钦派监临，江南乡试以江苏、安徽巡抚轮流监临），以进士出身的道员或藩臬任提调官和监试官（顺天以府丞为提调官，科道为监试官），外帘执事官分内收掌、外收掌、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等，均以举贡正途出身的州县官充任。会试以礼部司官提调，以科道监试，外帘执事官则以内阁中书、六部员外郎以下属官及各寺监属官充任。

清初科举，乡会试三场命题内容、方式、次序皆与明同。康熙以后，首场四书义和五经义；乾隆后又将二场排律诗一首移至首场四书义之后，而将五经义移至二场，不复用论、诏、诰、表、判，后又复用《性理》或《孝经》论一道；三场则依旧为策问五道。改定后的试题，首场为四书制义三道，五言八韵诗一道；二场为五经制义各一道；三场为策论五道。会试与顺天乡试首场四书题和诗题，均由钦命。会试二场三场以及直省乡试题，由主考拟定。试题禁止割裂牵搭，妨碍文义。首场每篇文字，初限五百五十字，后限六百五十字，策问每道以三百字为率。

清代乡会试入场均要搜检，考具均有规制560。届时试场附近居民不得燃放爆竹、纵放鸽鹞、遥点灯竿、抛掷砖瓦。其馀弥封、誊录、对读各法，基本与明制相同，且更为细密。主考、同考同堂阅卷，各房荐卷，由内监试验明登记。荐卷最后由主考权衡，不取者要明注批语。试卷有磨勘之制，发现问题则据其轻重，予以责任人员相应处罚。

清代与明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有复试之制。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天、江南乡试舞弊案后，世祖亲行复试，为乡试复试之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圣祖以北闱取士不公，命内廷复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会试中发现顺天解元查为仁有传递情弊，圣祖亲自复试于畅春园，为会试复试之始。乾隆以后，复试渐多，但均为临期降旨，不成定制。嘉庆初，复试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定制，各省举人，到京后一律复试，不经复试者不准参加会试。复试发现诗文疵谬，抬写错误，避讳违例，罚停会试和殿试一科或一科以上，文理不通则黜落。

清代馆选，又称朝考。从雍正起，馆选用考试之制，拟论、诏、奏议、诗四题，或作一二篇，或全作，听其各展所长，于保和殿御试，钦点大臣阅卷，参以内阁、九卿保举。后又定按直省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满洲、蒙古、汉军则人数不定。至嘉庆，定制用论、疏、诗三题，所取庶吉士名额亦多有增加。康熙年间，先后以翰林院掌院学士，或吏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为教习大臣。雍正年间，专设教习官，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负责月给廪饩*，工部负责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三年散馆，考试诗赋，按考试成绩授职，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授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

明清科举之弊，主要在于命题和行文的固定程式。其他如夹带、枪替、权贵干谒等，均不是制度本身之弊，而唯有命题不当，则为制度本身所致。以四书五经命题，本来是惩前代以诗赋取士之弊，以求有裨政治。但经义与诗赋的最大不同，在于经义有题目之限。

顾炎武称：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561

至万历年间，应举者惟读程墨、房稿、行卷、社稿，而置正规学问于不顾。所谓程墨，即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所谓房稿，即十八房进士之作；所谓行卷，即乡试举人之作；所谓社稿，即诸生会课之作。从此“辅导资料”泛滥成灾。

“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贾以去。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丘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biàn máo，意为鄙视）。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而卜周之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诃*，以为必不得专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欤？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562

到了清代，统治者有意把八股取士与禁锢思想结合起来，以严格规范的文字程式约束士子。当时有人批评曰：“方其为士也，以忌讳之故，不使一言之得及于时事。及其任事，又不使一事稍轶于格令之外。一或不然，吏议随之。不以为好事，则以为躁进。”563正如雍正四年针对查嗣庭案的上谕所言：“读书所以明理，讲求天经地义，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以备国家之用，非仅欲其工于文字也。”564直到晚清废八股时，力主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也不得不肯定科举制的历史作用，称经义试帖在闭关之世，“虽未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565。戊戌变法废八股，首先反对的就是那些持八股艺业的士子，认为断了自己的前程而群起攻之。“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566

明清的八股取士，把唐宋以来科举制度所存在的“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弊端发展到了极限。登第者往往只能空谈心性，于治国理民一无所长。洪熙四年，俞廷辅就说：“近年宾兴之典士率记诵虚文，求其实才，十无二三。或有年才二十者，未尝学问，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治民，职事废隳，民受其弊。”567到晚明，多数科举出身的大吏对政局无措手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门户党争则随着科举有增无减，即使知名学者，也不能摆脱这种文人积习。明亡后，有人写“礼单”讽刺道：“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568清代极盛的康乾年间，关于科举亦争论不断。到了晚清，批评八股取士者比比皆是。如冯桂芬引饶廷襄言，认为八股取士是出于明太祖“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虽然冯氏不认同饶氏激愤之言，但也指出过于看重科举有副作用。“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569特别是随着西学东渐，不仅八股文弊端层出，而且儒学从整体上已经显露出不能适应时势。正如鲁迅所讽刺的那样：

“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570

关于明清科场案，史学界已有许多研究，不再赘述。其科场作弊关节，历代皆然，不独明清才有。但是，任何时候，科举作弊，都是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也是在制度自身的范围内能够克服的。科场舞弊同制度之弊问题不同，作弊不属于制度本身缺陷。而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舞弊关节更为普遍。评价科举制，需要把制度之弊和破坏制度的舞弊区分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的科场案，不单纯是行贿舞弊，买卖关节，而同政治密切相关。如顺治十四年（丁酉）乡试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该案涉及顺天北闱、江南南闱、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同为科场舞弊，但处理截然不同。事起北闱，且北闱同考李振邺等五名房官贿卖关节事实俱在，不容抵赖。而复试则多为优待，取中一百九十二人，仅革退文理不通者八人。刑部所拟北闱案中的斩、绞、流多人，俱从宽免死而流徙尚阳堡。南闱案则出自“物议沸腾”，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复试则严加申斥，只取一人参加会试，七十馀人取作举人却不得参加本科会试，还有不少罚停二科会试，革退者十四人。刑部所拟南闱案中的斩、绞、流均照准，且责刑部“将此重情问拟甚轻”，罚责主审大臣。南闱的正副主考和十七名房考，一概处死。所谓“显有情弊”的举人，籍没家产，连同父母妻子俱流宁古塔571。之所以清廷在南北闱上有如此大的不同，关键在于明亡以后反抗清朝的主要力量在南方而已。雍正四年（丙午）江西乡试查嗣庭、俞鸿图试题案，则更是出于政治需要的文字狱。

明代无制科，清代有两次制科。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宏词科，十八年召试于体仁阁，与试者一百四十三人，均为当时名士。试题十分简单，一赋一诗。赋为《璇玑玉衡赋》，诗为五言二十韵《省耕诗》。这次制科，意在搜罗山林遗贤，化解汉族文士的反抗情绪，因此，考试只不过是形式。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具有反清情结的文士不愿就试，如杜越、傅山，到京而不就试，有的就试而故意不完卷，如严绳孙。但是，圣祖网罗人心的主意已定，不论其卷面如何，录取五十名士，俱入翰林，并修《明史》。就连没有考试的傅山等人，也授予内阁中书衔而许其回籍。有些热衷功名的文人，对此很不服气，私下称这五十名翰林为“野翰林”，并作诗讥讽道：“自古文章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骈玉衡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时李霨*（读音wèi）、杜立德、叶方蔼、冯溥四人主试，该诗以四人姓氏讥讽）而恰是这次制科，得人之盛，消解汉族文士敌视满族之力，史多称许。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三年两次谕举博学宏词，至乾隆元年（1736年），又开博学宏词科，与试者一百九十三人，试两场，只取十五人，第二年补试二十六人，只取四人，且三品以下所荐不许与试，所授只相当常规进士，略无笼络人才之意，唯有压制文人之心，与康熙时的制科迥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