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吏考课，与铨选差遣紧密结合，称为磨勘。其制度以及实施方式，是从唐制演变而来，但主考机构和考课标准、内容略有变化而已。其考课期限按在官之日计算，满一岁为一考，基本上三考为一任。但磨勘升迁，则各有期限。

“磨勘之法，文选官之等四：银青光禄大夫至朝议大夫，进士理八年，非进士理十年。通直郎至太中大夫充谏议大夫、待制以上职任者，理三年。朝散大夫至承务郎，理四年。”

幕职州县官另有规定。“幕职州县官之等三。进士第一第二第三名及第者，一任回改京官。自留守、府判官至县令，理六考。自军巡判官至县尉，理七考。率以法计其历任岁月、功过而序迁之。”518 “宋初循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太祖谓非循名责实之道，罢岁月叙迁之制。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非有劳绩不进秩。其后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无赃私罪，始得迁秩。曾犯赃罪，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书、枢密院取旨。其七阶选人，则考第资历，无过犯或有劳绩者递迁，谓之‘循资’。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岁，书为第四考。已书之绩，不得重计。”

另外，由于宋初经过五代战乱，故对地方户口增加十分重视。“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962年），又在地方官考课内容中加上赋税和治安。“建隆三年，又以科赋有欠逾十之一，及公事旷违尝有制受罚者，皆如耗户口降考。吏部南曹又举周制，请州县官益户增税，受代日并书于籍。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能归复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县始置尉，颁捕盗条，给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内获者，令、尉等第议赏；三限外不获，尉罚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罚，令四罚，皆殿一选，三殿停官。令、尉与贼斗而能尽获者，赐绯升擢。乾德四年，诏诸县令佐，有能招携劝课，以致蕃庶民籍，租额出其元数，减一选，仍进一阶。”519

到太宗时，又成立考课院，负责幕职州县官功过磨勘，引对黜陟。迄元丰改制，考课均由审官院和考课院进行。“国朝盛时，有京朝官考课，有幕职州县官考课。其后为审官院，为考课院，皆命中书或两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赏罚。”①

实际上，设立审官院和考课院，是由中书乃至皇帝取代有司掌握用人权的重要措施。如太宗令两浙转运使雷德骧归朝同知京朝官考课，太宗对宰相说：“朕前日阅班籍，择官为河北转运使，所患不能周知群臣履行。自今令德骧录京朝官履历功过之状引对，既得渐识群臣，择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乐于召对，负瑕累者耻于顾问，可以为惩劝矣。”520太宗以皇帝之尊，亲自书写考课记录和批语，可见其抓考课权的急迫。“时太宗励精政事，尝手书累二十馀纸，曰：‘公勤洁己，奉法除奸，惠爱临民者，乃可书为劳绩，月给奉以实钱。’命有司择群臣以治最闻者赐之。”521

对于监司考课地方官，太宗令分为三等。“诏诸道察举部内官，第其优劣为三等，政绩优异为上，职务粗治为中，临事弛慢所莅无状者为下。岁终以闻。”①这种三等考课之法，真宗时继承了下来。“景德初，令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为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①

地方官职的考课，主要由州府监司进行，并由御史台监督。宋末有人归纳道：“祖宗以一郡之官，总之太守；诸郡之官，总之监司；而又以诸道之监司，总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监司，监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职而进退之。”522

对监司州县的考课，有七条标准和四善三最之法。“以七事考监司：一曰举官当否，二曰劝课农桑、增垦田畴，三曰户口增损，四曰兴利除害，五曰事失案察，六曰较正刑狱，七曰盗贼多寡。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通善最分三等，五事为上，二事为中，馀为下。若能否尤著，则别为优劣，以诏黜陟。”523

神宗时又进一步补充考课县令的标准。“诏立考课县令之法。以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止盗，劝课农桑，赈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为最。而参用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善。参考县令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绝者，别立优劣二等，岁上其状，以诏赏罚。其入优劣者，赏罚尤峻。”④

哲宗时，沿用四善三最之法。元祐四年（1089年），“敕郡守贰以‘四善三最’课县令。吏部岁上监司考察知州状。”524

徽宗时迷恋道教，还曾以兴崇教法、修葺道宫为善最标准。神宗在改制之前，调整考课机构，罢考课院，地方官职的考课，分别归中书和司农。“熙宁五年，遂罢考课院。间遣使察访，所至州县，条其吏课。凡知州、通判上中书，县令上司农，各注籍以相参考。惟侍从出守郡，听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525元丰改制，进一步理顺考课体制，将铨注、考课权限统归尚书吏部，按“四选”分工进行考课。

到了南宋，沿用元丰制度，仅对地方官职的考课有所补充。绍兴二年（1132年），鉴于战争造成的户口流移减少，采纳礼部员外郎舒国清以户口考守令的建议，立守令课。“命以户口增否，别立守令课，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县令，监司考知州，考功会其已成，较其优劣而赏罚之。”绍兴五年（1135年），立县令四课。“曰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劝勉孝悌。三岁就绪者，加旌赏；无善状者汰之。”①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526

宁宗时，又在御史台专设考课司，监察地方考课。“宁宗以郡国按刺，多徇私情，遂仿旧制，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一司，岁终各以能否之实闻于上，以诏升黜。其贪墨昏懦，致台谏奏劾者，坐监司、郡守以容庇之罪。”①

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曾规定以举劾赃吏数量考课监司。“诏：监司率半岁具劾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行赏罚。守臣助监司所不及，以一岁为殿最，定赏罚。本路州无所劾，而台谏论列，则监司、守臣皆以殿定罚。有治状廉声者，摭实以闻。”527

显然，这种方法只能反映出吏治的腐败与王朝的没落，已经不是正常的考课制度了。到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对考课制度作了简化，每月一考，基本内容仍是四善三等。

“命参酌旧制，凡文武官一是以公勤廉恪为主，而又职事修举，斯为上等；公勤廉恪，各有一长，为中等；既无廉声，又多缪政者，考下等。其要则以御史台总帅阃监司，监司总守倅，守倅总州县属官。……俟至半年，类考较前三年定为三等，中者无所赏罚，上者或转官，或减磨勘，下者降官、展磨勘，各有等差。”①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宋代的考课制度，是对唐代旧制的损益变化而成的，基本未脱离唐制的大体。但其实施效果，却与唐代有较大差别。从北宋起，在实施中因考课劣等而黜降者就比较少。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考课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监淄州盐酒税务。坐考劣降等，自田始。”528此时距北宋开国已经上百年，才有了考课劣等黜降的记载。但据《宋史·吕端传》，刚置考课院时，“群官有负谴置散秩者，引对，皆泣涕，以饥寒为请。”

可见宋初也有考课劣等，只不过出于安抚需要未加罢黜而已。故在宋代，已有不少人对考课制度有所不满。淳化年间梁鼎借对唐代考课的称颂而批评宋代，说：“至于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课之令，下至簿尉，上至宰臣，皆岁计功过，较定优劣，故人思激厉，绩效著闻。五代兵革相继，礼法陵夷。顾惟考课之文，祗拘州县之辈。黜陟既异，名存实亡。”529显然，梁鼎是以批评五代为名指责当时。南宋的洪迈，在《容斋四笔》卷七专门有《考课之法废》一条，也是称颂唐代考课，说：“国朝此法尚存……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然据洪迈同条所录庆历、皇祐中黄亚夫的考词，可见北宋考课起码对官吏的政绩有所总结概括。如“黄司理”云：

“治犴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云：“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橐*（读音tuó）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云：“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傅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情。其考可书中。”

从这些考词可以看出，起码在仁宗之世，尽管少有黜陟，考课还是比较认真的。英宗时有了劣等黜降，其后神宗又锐意改革，显然不可能废弃考课。考课制度的荒废以至流于形式，很可能是在两宋交替之时。

辽国的考课黜陟，与铨选和监察相结合。

“辽圣宗统和九年七月，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十年，命参知政事邢抱朴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十二年六月，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太平六年十二月，诏北面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又诏，大小职官有贪残虐民者，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励者，在卑位亦听荐拔。兴宗重熙十一年七月，诏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满代不治事者，即易。”530

但辽国考课之法始终不够健全。

金国考课之制从太宗时就开始建立。天会四年（1126年），“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531。不过，这时的夺官恐主要是政治原因，被夺官者基本是北宋降官。“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532其磨勘期限即官资，各有不同。“凡官资以三十月为考，职事官每任以三十月为满，群牧使及管课官以三周岁为满，防御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则以五十月，转运则以六十月为满。”533海陵王正隆初，又设立廉察之制。

“廉察之制，始见于海陵时。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大定三年，命廉到廉能官第一等进官一阶，升一等，其次约量注授。污滥官第一等殿三年降二等，次二年，又次一年，皆降一等。诏廉问猛安谋克，廉能者第一等迁两官，其次迁一官。污滥者第一等决杖百，罢去，择其兄弟代之。第二等杖八十，第三等杖七十，皆令复职。”534

到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以长吏劝农为考课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阶）。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535

至泰和四年（1204年），仿唐制建立“四善十七最”考课制。“泰和四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之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之一曰礼乐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二曰赋役均平，田野加辟，为牧民之最。三曰决断不滞，与夺当理，为判事之最。四曰钤属吏卒，奸盗不滋，为严明之最。五曰案簿分明，评拟均当，为检校之最。以上皆谓县令、丞簿、警巡使副、录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详断合宜，咨执当理，为幕职之最。七曰盗贼消弭，使人安静，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纳，物无损失，为仓库之最。九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曰检察有方，行旅无滞，为关津之最。十一曰堤防坚固，备御无虞，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纳明敏，数无滥失，为监督之最。十三曰谨察禁囚，轻重无怨，为狱官之最。十四曰物价得实，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谓市令也。十五曰戎器完肃，扞守有方，为边防之最，谓正副部队将、镇防官也。十六曰议狱得情，处断公平，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均平，盗贼止息，为军职之最，谓都军、军辖也。凡县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为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为中，减两资历。三最以上，有一善为下，减一资历。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军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为上，减一资历。一最而有二善为中，升为榜首。一最而有一善为下，升本等首。”536

但此后考课之法并不稳定。宣宗时，李英称四善十七最之法“徒具虚文”，要求恢复大定年间分遣使者考察廉能之制。此后的考课，随着政治需要而不断变通，如以推行钞法课殿最，劝纳军粮多少为殿最，等等。显然，金国的汉化考课制度是不大成功的。

元代考课，分职官考课和吏员考课两类。职官考课并非如唐宋制度一年一次，而是一任一次，任满为一考。

“理考通以三十月为则。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月进一阶。京官率一考，视外任减一资。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四品则内外考通理。此秋毫不可越。然前任少，则后任足之，或前任多，则后任累之。一考者及二十七月，两考者及五十七（《续通考》疑为四之误）月，三考者及八十一月以上，遇升则借升，而补以后任，此又其权衡也。”537

但是，据《元史》的有关资料来看，其考限、进阶、升等，并不严格按上述办法执行。考课由中书省和各行中书省进行，由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监督。

元代至元年间规定，地方守令任满，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磨勘。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降一等。

吏员考课不同于职官考课，其考期以三十月为一考，九十月为满考，边疆地区则以二十月为一考，六十月为满考。吏员考满，则授以品秩。省掾考满授从六品，但不由台院转补者降等。台院令史考满授正七品，如非选发而为自行选用者降一等，一考以上按月日定夺，不满一考二十月以下为从八品，二十月至十五月为正九品，十五月至十月为从九品。六部、行台、行院令史、译史、通事人等，考满授从七品，自用者降等，不满二考者按台院令史例降等。寺监令史考满授正八品，自用者降一等。依次类推，直至不入九品的钱谷官、提控案牍、都目、吏目等。

从制度的角度看，元代的考课，只不过是一种叙资升迁之法。而对官吏的功过考核，主要不依赖考课制度，而是依赖御史监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