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偶然，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和高通等美国公司都是横跨移动通信和半导体两界的行业巨头。倪光南也从中看到了计算与通信技术融合的趋势，并作出了部署。1992年，在倪光南的提议下，联想立项研发电信局用的程控交换机。那会儿的局用交换机市场，号称“七国八制”，基本上被几家跨国巨头占据，竞争难度大，但中国人装固定电话的数量在激增，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几乎同时，南方也有一家小民营企业盯上了局用程控交换机市场。

1987年，任正非集资2.1万元，在深圳蛇口创立了华为公司。刚开始，华为做单位内部用的小交换机的销售代理，掘了第一桶金后，就开始搞自主研发，“一不小心踏入了高深莫测的通信行业”。最艰难的时候，华为连续6个月发不出工资。1992年，华为销售额超过1个亿由于华为早期公布的年度收入经常用的是合同销售额，导致数据较为混乱。本节采用的年收数据是华为于2020年1月10日提供给《华尔街日报》的，详见佚名：《任正非：孟晚舟由妈妈和丈夫在加拿大陪伴，不是很孤单》，新浪网，20200421。，任正非在年终总结大会上哽咽地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下来了”，就泪流满面了。

1亿元对华为来说是天文数字，对联想来说却仅是个零头。1992年，联想凭借汉卡和微机等产品，收入已经接近18亿元。1993年10月，华为的C&C08 2000门交换机在浙江义乌投入应用，但首批产品极不稳定，断线、死机、阻塞，问题层出不穷。为此，任正非派了几十位工程师现场驻扎，拼命调试设备，晚上直接就睡地板，花了2个月才将故障全部消除。起点高的联想毫不示弱，依托其在计算机上的技术积累，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于1994年元旦在河北廊坊顺利开局。虽然比华为晚了2个月，但其首台局用交换机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的2.5倍。联想的背后是人才济济的中科院，其家底远远不是白手起家的华为能比的。1995年，联想交换机卖进了中南海。然而，随着倪光南离开联想，他力推的通信设备项目戛然而止，联想比华为早三年时间成立的专用集成电路设计项目也遭否决。

联想鸣金收兵，华为却开始发力。当时的华为远远不能和国际通信巨头相比——北电早在1990年的亚运会就捐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8000门程控交换机，华为只能在农村市场“刨食”，凭借农村数字交换解决方案和跨国公司提供不了的第一线优质服务，用三年时间在农村市场做到了9亿元的销售额。尽管进步神速，华为与联想的差距仍然很大。联想1995年的营收达到67亿元，是华为的七倍多。

此后，华为将市场从农村向一二线城市拓展，又用了3年时间将营收做到了60亿元。在固定电话领域面临“坚实天花板”的时候，华为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盯上“无线的未来是无限”，一头扎了进去，结果，仅WCDMA设备的预研就投入了40多亿元。由于中国未发放3G牌照，华为的3G技术好几年无法变现。而各国际通信巨头吸取了固网交换机竞争失利的教训，主动发起价格战，使得华为投入16亿元用于研发但仍然较为落后的GSM设备也未突破市场。华为资金链紧绷，任正非每次见到无线部门的负责人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我把60亿拿回来？”

在华为最困难的时候，深圳市政府竟收到无数的举报信，告华为欠薪、欠货款、走私，还偷税漏税。派驻华为的调查组仅发现华为迫于融资困难才有一些不规范的做法，最终由朱镕基总理决定免除对华为的处罚。1999年底，华为参与福建移动通信项目投标，当时正在搞数字福建的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给了个批示：“福建对中外设备一视同仁。”听到3.2亿元中标的消息后，任正非这个钢铁汉子竟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他不停地敲打着桌子，颤抖着一遍一遍大声念叨：“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要有问题，福建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国家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周围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福建项目也是华为获得的第一个过亿元的合同，这一项目的成功，奇迹般地引爆了另一个项目。福建移动将华为的预付费智能网方案推荐给中国移动总部。中国移动以极快的速度与华为合作，开通了全国的移动智能网，也就是神州行预付费业务。一夜之间，神州行用户满天下，在2000年中国移动净增的4197万用户数中占了大部分。中国移动的总用户数也爆炸性地翻了一倍，全球通跃居全球第一大网。老百姓很快乐，“神州行，我看行！”华为更高兴，这个合同的总金额居然高达8.2亿元人民币，华为活下来了。

在中心城市竞争不过已有几十年技术积累的跨国公司，华为又回到了农村，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GSM通信问题，逐渐打开了国内市场。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华为凭借低价优势，先后拿下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GSM市场。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流行推动了老百姓购买电脑的热情，联想也迎来了辉煌的日子，成长为中国市场电脑销量排名第一的品牌。两个企业在差不多的时间都依靠低成本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只是一个偏重技术，另一个更喜欢并购。

联想买下了IBM的电脑业务，华为却买下了IBM的智慧。1998年的时候，华为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近8000名员工的大公司，任正非开始觉得公司管理的各方面都不对劲了。用IBM的管理诊断报告的话来描述：“缺乏准确、前瞻的客户需求关注，反复做无用功，浪费资源，造成高成本。组织上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墙高耸，各自为政，造成内耗。专业技能不足，作业不规范。依赖个人英雄，而且这些英雄难以复制。项目计划无效且实施混乱，无变更控制，版本泛滥……”华为碰到的这些问题IBM也曾遇到过。华尔街曾在1992年打算将“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的IBM分解成七个公司，新任CEO郭士纳坚决反对，他认为IBM的规模是优势，规模优势的基础是管理。郭士纳以铁腕开始变革IBM，倾听客户的声音、打破部门壁垒、提高运营效率、转型集成服务，让IBM“大象也能跳舞”，重新成为全球信息行业仅次于微软的领袖企业。任正非认为“IBM的经验是他们付出了数十亿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于是投入20亿元巨资，请IBM用五年时间对华为进行管理变革。IBM不是以顾问的形式给华为提供意见，而是直接充任各部门的一把手，在产品开发、供应链、信息管理和财务等方面，对华为强硬实施各项改进措施，进行全面的流程再造。经IBM流程改造后的华为，脱胎换骨成了一家国际化企业。而IBM也因为成功拓展了包括咨询在内的各个服务的领域，才决定把电脑这样的硬件业务卖给联想。

2011年，柳传志传位杨元庆。最终让柳传志下定决心的是，“他(杨元庆)贷款几十亿购买了联想股份”。与柳传志不同，任正非自公司创建之日起就实行全员持股。华为极力鼓励员工用工资、奖金甚至是银行借款来购买华为的股份，一方面可解决公司对现金的极度饥渴，另一方又将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牢牢捆绑到了一块。华为其实是让员工对公司进行风险投资，每年都有很高的分红，既吸引员工踊跃购买公司股份，又让员工的贡献能够在华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

柳传志退休时，与他同岁的任正非刚下定决心将资源倾斜到之前没有重视的手机业务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算机是计算机、电话是电话，联想和华为并无交集。但当年倪光南对计算与通信两大产业融合的预见终于成了现实，计算产业和通信产业都开始跨界。一开始是做电脑的来抢手机的地盘，比如苹果和联想都开始卖手机。2012年，苹果雄居全球智能手机第三名，联想手机也以13%的份额高居中国市场第二名。随后，已在通信设备领域称霸天下的华为开始反攻，用五年的时间将华为手机做到了在全球市场上坐三望二，在中国市场稳居第一的地位，而联想手机在中国的份额降低到不足1%。2016年，华为开始攻入联想和苹果的电脑市场。华为的笔记本电脑很快成了中国销量第一的电脑，平板电脑在中国的销量也仅次于苹果。

应该说，联想和华为两个企业面临的市场机遇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战略决策。由于路径选择的不同，到了2018年，联想市值已有80亿美元，同时期华为的估值却已超过4000亿美元，至少是联想的50倍。

2018年，联想营收首次超过5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6亿美元，扭亏为盈。这是联想最近几年来较好的业绩，但其利润率仅有可怜的1.2%。联想电脑销量超过惠普，市值却仅有惠普的四分之一。联想更适合与单纯做代工的富士康对比，富士康没搞什么大并购，其收入和市值分别超过联想的三倍和十倍。富士康每年都在稳稳地赚钱，2018年的利润率处在近些年的最低水平，却还是联想的两倍。

联想赶走了倪光南，也放弃了硅谷最推崇的工程师文化。如果当初的联想选择的是倪光南提倡的“技工贸”路线，那么今天的联想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华为？会不会研发出世界一流的通信设备和芯片产品？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时间也不会重来。倪光南也为此叹息：“联想曾经有过很多机遇，但擦肩而过的不少，过了就没有办法再回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华为的光芒实在太刺眼，与联想的黯然失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联想就不幸成了网民们拿来反衬华为的靶子。在这个自媒体狂欢的年代，关于联想的负面消息屡传不绝。什么“联想总部搬到了美国”“联想在5G投票中站在高通一边打压华为”“联想不是一家中国企业”……凡此种种，皆为不实传闻，但给联想造成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还有一些如果放在其他企业看是很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联想赠送了大批的电脑和平板给美军及其烈属”“联想电脑国外售价一直比国内便宜”等等，都成了联想“卖国”的证据。不健康的舆论环境造就了可怕的网络暴力。

这里要特别多说两句“5G投票事件”。移动通信标准之争的背后是国家利益之争。2010年1月13日下午，中国电信CDMA网络出现大范围故障告警，涉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原因是美国GPS系统升级，影响了CDMA的全网同步。中国电信经营的是3G美标CDMA2000，若没有GPS授权则只能维持72小时的安全运行。简单地说，中国电信3G网络的安全被捏在美国政府手里，因为他们在这个国际标准中植入了GPS这个关键项。奥卡姆剃刀：《TD风雨20年》，新浪微博，20141215。将卫星与基站结合进行快速精准定位是高通的发明。从这个事件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投入2000多亿元力推自己的TDSCDMA标准。

人们使用数据业务是下载多、上载少。TD技术上下信道的频率可以调剂，也就可以腾出更多频率给下行业务。FDD技术上下行的频率都是一样的，就会浪费宝贵的频率资源。TD技术的这一优势在数据量更大的4G和5G时代会更加明显。4G有FDDLTE和TDLTE两种标准，前者在国际上更加主流，后者则是中国拥有较多专利和话语权。2013年12月4日，中国给三家运营商发放的4G牌照，全部都是TDLTE标准。联通和电信直到2015年、移动到2018年才获得FDDLTE牌照，并且被要求必须与TDLTE融合使用。TDLTE标准因此也广泛被全球运营商使用，中国从此彻底融入了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过程之中。

为了迎接5G时代的来临，又有许多新的技术标准需要确定。从厂家生产和消费者使用的便利性考虑，标准肯定是越少越好。3G有四个标准，4G有两个标准，产生了很大的资源浪费。由于各厂家的研发方向有差异，导致各自倾向的标准不同。利益所在，谁都希望自己的标准成为市场的主流，这时候，就需要各项标准的阵营凭实力说话。为了达到最终标准的统一，大家就需要坐到一块来商讨。

成立于1998年的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简称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是国际移动通信标准的专业性国际学术组织，干的就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开会讨论标准的事情。表决只是一种用来了解其他厂家想法的方法，并不以任何强制性的决定为结果。标准不可能通过一次表决就得到结果，每个厂商都需要知道市场主流意见是倾向哪项标准，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向主流意见靠拢，然后通过不断的商议来消除反对的声音，经过多轮表决后，最终达成共识。5G最后只产生了一个标准，3GPP对此功不可没。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一意孤行，自己强推一套与市场主流不同的标准。为了避免风险，像华为这样有实力的厂家都不会把宝全部押在一项标准上，而是就几项不同的标准都进行研发和专利布局。所以，即使某项标准不被市场主流意见肯定，也不会对华为在5G上的领导地位产生实质影响。

于是，在2016年的某项5G标准的讨论会议上，联想并没有与华为意见一致，两个公司站在了不同的标准阵营中。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联想与华为两个公司意见一致的情况要更多。但是，在两年之后，这么一次并不具备任何重要意义的表决，被个别人翻出来大肆炒作，甚至让已经74岁并且不再担任联想集团任何职务的柳传志都愤怒地站出来发声表态。任正非也表示，联想在5G标准的投票过程中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

造谣者其实也并非和联想有仇。如今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流量就是生产力，流量就是金钱，为了获得“10万+”的流量，只有整出耸人听闻的内容才容易获得点击和传播。在各种谣言当中，“爱国”这一主题的风险最低、受众最广，联想于是不幸“躺枪”，成为负面题材的牺牲品。

当年联想买下IBM时，担忧市场领先地位受到威胁的一家外国电脑厂商声称“联想，想都不要想”，激起广大中国消费者的义愤，起身力挺联想这一民族品牌，帮助联想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如今，联想从手机、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都在不断下滑。面对消费者的感情所向，联想为何今非昔比？联想是否还能再问中国消费者一句：“如果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苹果的主业和华为相同，也是手机和电脑。华为的崛起自然也将对苹果形成巨大的冲击。失去乔布斯的苹果，是否能够应对华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