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夫孰亲”？这是《左传》桓公十五年所记载的一位年轻的女性向其母亲提出的一个问题。[119]其实，它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向人们发出的千年之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父子型关系与夫妇型关系此长彼消、互争高下的历史，就是一部在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之间一决出何者为伦理之元之始的历史。

显而易见，历史本身已经为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二者之间既是此长而彼消的，又为此长而彼亦长的。因此，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对立，又不乏其深刻的互依与统一。这毋宁说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式告诉我们，对于一种健全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来说，二者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故从根本上并不存在二者孰优孰先的问题，以至于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思想史上的所谓的“元伦理”之争乃不失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伪问题”！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如果父子伦理更多地以其一定的等级、秩序的坚持，为我们代表着人际关系的稳定的话，那么，夫妇伦理则更多地以其对等的交际、交往的强调，为我们指向了人际关系的开放领域。从根本上说，二者不惟不冲突，且恰恰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并从中使我们的人类社会适成为一序而不泥、和而不同的人际共同体，恰如语言的客观性的“说明”与语言的流通性的“理解”二者看似相悖而实为相通，并从中使我们人类的语言表达兑现为亦语亦默的心灵的互动。舍此而取彼，误矣，取此而舍彼，亦误矣。

同时，这种“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之争，既是一个“伪问题”，又不是一个“伪问题”，而为一个不折不扣、毫不含糊的“真问题”，以至于其真实的使我们置身于其间，犹如置身于“地狱的入口”一般而不容闪避必须直面。之所以如此，乃在于一旦我们从宏观的普遍历史走进微观的具体历史，一旦我们设身处地地置身于现实的历史语境，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似乎势如水火的冲突，发现夫妇伦理之于父子伦理的抗争，以其实际的“有感而发”而具有其历史的和理论上的合理性。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一度与专制政治结为神圣同盟的“父子型”人际关系如何地一统天下，而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至今尚未抚平的切肤之痛，即使在人类的今天，这种“父子型”的人际关系的统治不仅依然没有过时，且假手于科学的知识话语和挟市场的资本逻辑之威，而使自己的统治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更加的不可一世。这样，随着夫妇之际被父子统治再次地逼入绝境，随着深植于夫妇之际的“生命对话”精神面临着灭顶之灾，重拾两性伦理的问题，不能不被提到人类今天的议事日程。而作为最为引人注目的“后启蒙思潮”的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狂飙骤起，以及其对那种祛身、祛性并以“绝对的同一”为旨的现代“伪平等”的激进声讨，和对一种根身、根性并以“差异的同一”为旨的“和式平等”的热切呼吁，恰恰可看作是对这一课题的历史回应。

因此，《周易》讲“伤于外者，必返其家”。“家”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皈依之地。然而，当打拼天下的我们伤痕累累地回到自己家中之时，这个家里不仅应该有我高堂之上敬仰的父亲，而且还应有我枕席之畔心爱的女人，他们都是我生命不可须臾离的可敬可亲的“家人”。没有前者，我们以家的尊严的缺失而“无家可归”；没有后者，我们以家的温情的割舍同样难逃“无家可归”的命运。而在一个“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无处不在的时代，在一个现代的“克隆”技术已令所有的女性统统“闭经”的世纪，现实语境决定了，我们人类所面临的至痛至悲的“无家可归”的悲剧，与其说是一种“无父”、“弑父”的悲剧，不如说是一种“无妻”、“暴妻”的悲剧。同理，这也意味着，当代人类对其“家”的回归的当务之急，与其说是“重饬父子之际”，不如说是“齐家自妻始”。

溯其文本的来源，“齐家自妻始”的思想应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思齐》篇中的所谓“刑（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一语。而该篇以描述周文王如何以长于“齐家”而着称于世。这不正为我们表明了，以丰富而深厚的男女间“敦伦”实践为依托的周人的伦理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愈来愈彰显出其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