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代的官吏考课与奖惩。

《尚书》所载，尧舜时期已经有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官吏考课制度。不过，这种记载，多是后人的一种演绎。

西周时期，形成了一种“巡狩”制度。从战国时的孟子开始，就把这种巡狩解释为官吏考课制度。“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孟子·梁惠王下》）至今史学界还有一些人把巡狩看作官吏考课，而据史料来分析，巡狩作为考课制度，似乎难以成立。天子出游，顺带了解一下诸侯状况，确在情理之中，但把这种出游说成是一种专门的官吏考课制度，则有点过于勉强。

《周礼》中记载有管理官吏的八法、六计、八议、五听、三刺，其中包含有很详尽的官吏考核内容。问题在于，《周礼》本身就是一本众说纷纭的书，西周能不能尽如其载，照章办理，大有疑问。从理论上讲，在宗法血缘关系性质的世卿世禄制下，决定官吏任免、黜陟、惩罚的是血缘，而不是官吏的政绩，量功论绩自然没有多大必要。论功绩和论血缘二者不能相容，假设西周有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那么，世卿世禄制能否存在便是一个问题。而要否定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显然是荒谬的。所以，在三代时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吏考课制度。即使当时确实存在着官吏考课，也只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官吏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环节。

但是，三代时期，确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赏赐制度。西周的天子，可有随时给予下属贵族官员以各种赏赐。当时的赏赐形式大致有九种：“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读音fū yuè），九曰矩鬯*（读音chàng）。”182锡者，赐也。朱户为红色涂门，纳陛为殿堂台阶不外露，虎贲是卫士，弓矢是武器，鈇钺是刑戮工具，矩鬯是祭祀之物。这些赏赐，虽然是以实物来表示，但实际是一种荣誉赏赐，几乎不具备实物意义。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都是用来表示荣誉地位的，弓矢表示军事权力，鈇钺表示司法权力，矩鬯表示祭祀权力。“九锡”的作用，固然可以看作是对有功官员的一种奖励，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赋予赏赐对象一种权势，或是对赏赐对象实际拥有权势的一种承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与后代的论功行赏并不相同，而是对当时不够完善的官吏任用制度的一种补充，是官员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再分配和调节措施。

三代时期，世卿世禄制决定了贵者恒贵、贱者常贱的官吏等级结构，加上当时国家机构简单，职事不繁，职务的升迁基本上不存在，也就无所谓陟迁制度。

三代的官吏黜罚制度，也不同于后代的官吏黜罚，其黜罚并不针对官吏不尽职守、不理民事的失职行为。当时黜罚的唯一标准，是看官吏是否维护了血缘宗法关系和礼制。西周时期，周王所封的诸侯对周王有朝觐的义务，黜罚也就以是否朝觐作为标准。依照《礼记·王制》之载，诸侯对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如果诸侯不朝，则要施加惩罚。“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春秋前期，郑伯不朝，周王曾调动王室和诸侯国的军队对其进行讨伐，即为这种惩罚的一个实例。而对于诸侯治国理民的政绩如何，当时全然没有相应的黜罚规定。作为制度来讲，这一时期的黜罚制度极不全面。

（2）春秋战国的官吏考课与奖惩。

真正的官吏考课制度，是随着世卿世禄制的衰落和瓦解而出现的。历史记载中，总是把量功论能同废除世官制结合在一起，就表明了这一点。战国的变法以军功制取代世卿世禄制，而要论“功”，则必定有“考”。相对而言，军功较为好考，而理民的政绩则较为难考。通过史书记载的一些零散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战国时期，确实已经创立了一种考核各地官吏政绩的制度，这就是一直沿用到隋唐以前的上计制度。

上计之名，由来已久。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司马迁传》的会稽之名时，曾附会道：“会稽，山名，本茅山也，禹于此会诸侯之计，因名曰会稽。”有人认为，这就是上计的起源。但是，要说夏禹时就有上计，恐怕不大可靠。有关上计比较确凿的记载，是齐景公时的事。

《说苑·政理》云：“晏子治东阿，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曰：“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读音jù）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

这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说明了战国上计的方式、时间、内容和作用。终岁一计，可见上计为一年一度。君或相听计，说明了其重要程度。上计的内容，主要是赋税收支情况，而且可以具体到“斗石参升”，还要形成书面文件“券”。上计的目的，是为了“知吏之奸邪得失”，以起到“有为劝勉”的作用。上计作为战国时期的官吏考课制度，当是无疑的。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出现和确立，统治者开始高度重视对官吏的奖惩。当时有人就认为，君权只有通过赏罚才能体现出来。《管子·君臣下》称：“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战国晚期的韩非，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赏罚是君主驭臣治吏的两个最基本的手段。“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为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二柄》）战国时期，产生了以功过论赏罚的方式，并形成了关于赏罚官吏的一些一般原则。当时的政治家主张，赏罚不仅要合理，公平，而且要当赏则赏，该罚则罚，做到赏罚“必行”。赏罚“必行”的目的，是为了“立信”。秦国商鞅在变法之前，“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商鞅便把赏金增至五十金。当有人确把此木移至北门后，商鞅即赏金五十，“以明不欺”183。

在官吏的奖赏和升陟上，先秦诸子文献中，载有大量以功授官予爵的论述。如《商君书·靳令》所谓“国以功授官予爵”，“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等等。赵国触詟说赵太后时，甚至认为即使是国君之子，亦“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战国策·赵策四》）。当时对有功官吏的赏赐，有给予爵位、给予土地住宅、赏予谷物、晋升官职等多种方式。不过，战国时期制度化的赏陟，是同选拔官吏结合为一体的。选官制度以外的赏陟，还没有产生出相应的制度，多随国君个人的喜怒好恶进行。

在官吏的黜罚上，春秋时期，随着宰相制（楚国为令尹制）的建立，国王逐渐有了对政务官的任免赏罚之权，随之产生出了与官吏履行职责相关的黜罚办法。对失职官员，春秋时期采用的黜罚办法有疏远不用、免职、治罪、处死等。但是，这些黜罚多由君主随其好恶行使，无定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对制裁官吏的失职违制行为比较重视，逐渐形成了相应的黜罚制度，而且执行起来也较为严格。特别是重视法制的秦国，对于官吏违犯法规禁令或不能履行职责的行为，规定有相当具体的黜罚条例。据睡虎地秦简中《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的记载，当时秦国对官吏的黜罚规定有：

伪作听朝廷命书而不执行者要处刑；

听命书时不下席站立要罚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

不当领军粮而冒领军粮的官吏要罚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县令、县尉、士吏对冒领军粮者没有察觉要罚一甲；

量具不准者，要根据误差大小处罚主管官吏；

违法犯令而致使仓库有遗失、损坏或失火者，处主管官吏重罪；部属犯罪，要给予其长官以一定处罚；等等。

可见，此时的官吏黜罚，不仅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而且已经同官吏的职守密不可分。由于秦国厉行法治，黜罚制度实施得也较为彻底。例如，按照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范睢保举郑安平，郑安平出击赵国被围而降，范睢“罪当收三族”。秦昭王庇护范睢，下令不许追究范睢的责任：“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但是，时隔不久，范睢又因保举王稽不当，受王稽牵连而死184。法规制度终于胜过了秦昭王的人情面子，可见秦国厉行法治之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