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德鲁克坐标”的确在美国管理学界引起过广泛的注意与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德鲁克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史、生物学和宗教等视角海阔天空地漫谈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时所蕴含的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分析的思想火花所引致。

如果我们真要给这个“德鲁克坐标”定位的话，可以将其称为“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 (enlightening philosophy of free enterprise society)。在德鲁克看来，这个“自由企业社会的启蒙哲学”重点只有两个：一是“如何使管理井然有序”；二是“使管理人员富有成效”。我们认为，这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德鲁克以其深刻的企业哲学笔触将一个正在行进的时代的真正本质揭示出来：一个自由企业社会的诞生以及其基本的体系和命题。而这一假设始终如一，这就是德鲁克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责任、机会均等和社会和谐等基本价值观。不论时代怎样变迁，实践中存在何种困难和提出何种挑战，德鲁克都力图在这些基本假设下确立新的管理原则，在坚持这些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使管理实践能够在很好地实现管理目标；二是德鲁克所涉及的管理基本问题相对集中，集中于企业经营问题、高层管理问题、管理理念和经营哲学登方面。尽管各种管理问题的背景和内容不断变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组织的管理、工人和工作的管理、管理人员的管理以及高层的管理始终是德鲁克关注的重点。德鲁克采用的是凡勃伦方法，即通过从其他学科中获得见识来拓宽和丰富管理学，这个“德鲁克坐标”和论述框架并非是传统意义的管理学，而是广义的、更为宏大和更为社会性的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