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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命和愿景存在的意义
从书面的角度来说，使命和愿景的意义有：保持整个企业经营目的的统一性；为配置企业资源提供基础或标准；建立统一的企业氛围和环境；明确发展方向与核心业务；协调内外部各种矛盾；为企业提供持续稳健向上的框架等。这些说法都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就是灵魂！使命和愿景，就是一家企业或公司持续生存下去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灵魂，就是一具只懂得赚钱的“行尸走肉”罢了！有了使命和愿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就是衡量公司经营中是是非非的标杆，金钱成为不了标杆，只有使命和愿景（包括核心价值观）才可以。一个曾任职阿里巴巴的人在文章里写道：“马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使命愿景在平时没有一点用的，使命，是在公司生死悠关、重大利益抉择面前发生作用。’”2011年10月11日，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十月围城”，围的是谁？就是今天的天猫、当时的淘宝商城。原因在于淘宝商城毫无征兆发布新规，调整技术服务费和商铺违约保证金，最高涨幅高达150％。淘宝商城新规令大量中小卖家难以承受，于是在一些领导者的组织下发动了“淘宝十月围城”，而同是从小卖家出身进而成长为大卖家的商城品牌商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围城七日”上演的“步步惊心”，其惨烈程度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10月12日，淘宝商城攻击事件的第二天中午11点多，马云在其微博发文：“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去做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不符合常理，违背理性，甚至离经叛道得罪亲友。即便如此，我们可能还会一意孤行！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们做了最该做的事。今天在中国，做商人难，做诚信商人更难，建立商业信任体系难上难。但选择了就必须去做！这是希望所在！”针对愈演愈烈的淘宝围城事件，商务部终于在15日晚间发布公告首次表明态度，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称，已要求有关方面从稳定物价和支持小微企业的高度妥善处理并及时报告情况，同时希望淘宝商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采取积极行动回应相关商户特别是中小商户合理要求。在商务部表态后，手写五个“忍”字的马云回到国内，闪电出台5项新措施，投入18亿元资金，对新规进行了让步调整，对已经签订合同的商家的保证金和技术服务费维持不变，在合同结束后再进行调整。历经七天，淘宝商城攻击事件终于在马云的让步中暂时告一段落，而后来马云也部分放弃“一意孤行”的态度，坦言“有错，向大家道歉”，当时的淘宝商城总裁“逍遥子”张勇后来也坦言“十月围城”是他犯下的大错，这些都表明阿里巴巴意识到了此次事件中的缺陷。（注：各位读者有兴趣可以上网搜索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文章，笔者在此不做赘述。）这段经历直接考验的就是阿里巴巴的使命和愿景，平常经营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出来，一到关键时刻，真正发挥作用的就得依靠这些看起来很虚的文字。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所体现出来的维度多种多样，从每个维度去看都有其道理，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最后你能做的就是坦诚认错，因为这是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指引，事情本身的处理已经不重要了，发生了这种事情就是错误，就要改正。很多时候，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在经营过程中都会面临诱惑或者挑战。面临诱惑，是抗拒还是接受；面临挑战，是迎战还是放弃，这些关键时刻的决定无时无刻都在给经营者带来巨大压力。但是你必须做出判断，那个时候，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用平常的经营原则根本无法判断，最终只能返回内心深处寻找自己的初心，而初心正是形成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根源，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要用自己的初心来做出检验和判断，这就是使命和愿景存在的真正意义。
　　(三)
上面，我们对整个西方语言哲学历史的考察表明，在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中，可谓存在着两种性质与宗旨迥异的语言哲学理论，一者是渊源于西方古希腊思想的、体现了认知性语言学传统的语义学理论；一者则是由维特根斯坦所率先揭示的、一反西方语言学传统的语用学理论。下面，我们将以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语言学理论的分梳为人思路径，从西方的语言哲学研究领域转向中国的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以期对中国的语言学本质归属给予哲学上的定位。　　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语言哲学中，出于语言自身的认知活动的需要，其并不缺乏一种业已自觉的语义学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公孙龙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学说、晚期墨家的“以名举实”的主张、先秦法家的“循名以责实”理论即可为其佐证。以至于胡适在其《先秦名学史》一书中宣称，中国古代的正名学说乃为一种实证哲学，其本身就包含着对一种理想语言的承诺。其实，不仅胡适而且包括梅贻宝、李约瑟、齐密莱乌斯基在内的这些著名的汉学家都无一不窥视到了中国古代名学中所内涵的科学主义语义学的成分。但是，较之西方传统的语言哲学，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语言哲学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语用学的而非语义论的。恰如美国语言哲学家陈汉生(ChadHansen)所说：“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此比较而言，中国思想较少关心语义上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83这一点，恰与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这一根本的文化精神不无相吻而互为呼应。　　无独有偶，与现代西方的语用学哲学相应，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的本质同样也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中国语言哲学坚持，语言的本质并非是之于对象内容的指示，而是人类自身工具的使用。众所周知，这一语言工具论思想早在中国古代的先秦之际就已初显端倪，而庄子所谓的“得意忘言”之说的推出堪称对其宗旨的高标特立。庄子谓“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在这里，庄子以筌与鱼、蹄与兔的关系喻言与意的关系，明确指出语言不过是实现人之意图的一种人为的工具，并像提出“上楼撤梯子”的维特根斯坦那样，告诫人们须“得意忘言”而谨防陷入“话语专政”的误区。人们看到，也正是步庄子的后尘，后来的魏晋哲学家在“言意之辨”名下使这种工具论的语言思想再次得到有力的重申。其不仅为我们推出王弼所谓的“称出乎我”、张韩所谓的“不用舌论”、郭象所谓的“寄言出意”这样一些语言之说，而且嵇康断言“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为标识耳”(《声无哀乐论》)，从而宣布了一种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激进的唯名论”的语言哲学的真正诞生。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真正把庄子所奠立的语言工具论思想推向鼎盛的则非禅宗语言哲学而莫属。正是禅宗语言哲学的“当用无说，当说无用”的激进的唯用论思想的推出，使中国古人对语用学哲学的理解和领悟臻至炉火纯青之境，使禅学成为庄学的真正知音，成为庄子所谓的真正的“忘言之人”。而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首先涉及到禅宗的“指月之辨”的理论：“僧问：指即不问，如何是月?师曰：阿那个是汝不问底指?又僧问：月即不问，如何是指?师曰：月。曰：学人问指，和尚为什么对月?师曰：为汝问指。”(《五灯会元》卷第十，“清凉文益禅师”)在此，正如庄子指出捕鱼之筌并非鱼，捕兔之蹄并非兔那样，禅宗再次告诫和提醒人们，以指指月，但指本身又并非月。换言之，对于禅宗来说，语言之指并非“意旨”之指，而是“手指”之指。因此，禅宗之反对“认指为月”、反对“执指忘月”，和庄子之反对以言为意一样，都代表了一种与语义学语言思想的决裂，都体现了一种对语用学语言思想的自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禅宗宣称“我宗无语句”而以“不立文字”、“不涉言诠”、“不落唇吻”、“不执义解”为宗旨，才能明白为什么禅宗提出“水母元无眼，求食须赖虾”、“频呼小玉本无事，为使檀郎认得声”，把言句看作是“权巧”和“方便”之门，并最终从语言工具论走向语言行为论，而使佛学从经典汗牛充栋、文字犹如山积的译释经文的所谓“义学”，为之一变为“念念若行，是名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以“修行”为主的所谓的“行脚”、“行者”运动。　　故从庄子到禅宗的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运动表明，中国人的语言观与其说是语言指示论的不如说是语言工具论的。陈汉生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词的功能是形成和表达对起作用的结果的态度，而不是表达某种诸如说话者的思想反映不反映现实一类的‘内容’”。84在他看来，即使是那种相对地更类似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墨家的语言学说，也依然难以脱却中国的语用学传统的倔强的规定。这是因为，尽管墨家引入了“当”和“悖”的概念而使自己的学说更接近语义学真理，但是由于其在概念的评价上更多地依赖于特定场合的语用性评价，故墨家的语言学作为一种“较强的唯名论”学说最终依然与庄子的语言哲学携手同归了。这一切使陈汉生最后断言，从墨子到毛泽东，几乎所有的中国的思想家对语言的理解都不是为了诉诸某种认识而是为了付诸一种行动。　　其二，中国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是确定性的而是非确定性的。这一点，无疑也是中国语言哲学之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语言哲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为此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庄子所谓的“齐物主义”的而非“特许主义”的语言理论。而庄子该理论的主要思想就是旨在揭示语义与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破除人的头脑中之于一词一义的绝对指称的执迷，从而极大地张扬了语言指称的相对的、开放的意义。故庄子提出“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提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同上)，以及提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同上)。而这种对语言意义的“朝三暮四”属性的揭示，代表了对当时所谓“正名”思潮的理论反动，并且使旨在追求精确语义的理想语言学的理论努力在庄子学说中成为笑柄。同时，正如维特根斯坦对理想语言学说的批判最终导向了其对形而上哲学的拒斥一样，庄子对理想语言学说的批判，也最终使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道”的消解在其学说里成为可能。　　人们看到，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非确定性的强调同样也体现在魏晋哲学家的语言学学说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王弼所谓的“言不尽意”理论。从“崇本息末”、“用不离体”的哲学思想出发，王弼为我们极大地彰扬了语言的“无”之本体的原创的、开放的和不可穷尽属性。其谓：“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老子指略》)，“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同上)，“名号则大失其旨，称谓则未尽其极”(同上)，以及“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和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周易略例·明象》)并且还从上述观点出发明确地推出了一种“超言绝象”、“尽扫象数”这一语言之不可说理论。这一切不仅是对先前道家的“多言数穷”、“道不可言”思想的重新肯定，而且从体用之辨的哲学高度，再次把消解精确语义神话的任务提到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议事日程。　　但是，在中国哲学历史上，对精确语义神话的彻底埋葬则有待于禅宗哲学运动的兴起。在禅宗哲学里，其从话语者自身的解释学的问题情境出发，反对传统佛学“义学”理论对话语绝对指称的执迷，极大地弘扬和开显了话语指称的开放的、相对的及不确定的意义。所谓“说似一物便不中”，所谓“指即勿交涉”，所谓“假言唱道，落在今时”，所谓“蚊子上铁牛，无汝下嘴处”，所谓“若见般若，不名般若”，所谓“多言复多语，由来反相误”，所谓“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所谓“是问便落第二句”，这些在禅宗著作中俯拾皆是的语句，无一不是对该思想的明启。而创立一指禅的杭州天龙大师的“刀劈断指”的故事，更是以公案的形式为我们深刻地明喻出了语言指称所具有的难以穷尽的蕴义。因此，禅宗哲学之反对“认指为月”的理论，实际上导向了一种所谓的“无指之指”的学说。同时，“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日却是庄子注郭象”(《五灯会元》卷第二十，“资寿尼妙总禅师”)，正如禅宗大师这一极富禅机的语录所表明的那样，正是由于禅宗语言哲学的风靡，最终使为陆象山所高标的“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思潮在中国古代的宋明之际真正得以崛起。　　其三，中国语言哲学主张，语言与其说是有其严格的语法规则，不如说是没有其严格的语法规则。毋庸讳言，正如中国古代语言学中不乏一种语义学的语言学那样，中国古代语言学中也同样不缺少对语言的语法逻辑的探索。在中国先秦的名辨的思潮中，在后期墨家的学说里，人们不仅可以发现一种对逻辑的、数学的“类”或“集合”的自觉，而且还可以发现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推理、印度的因明学说相媲美的命题演绎逻辑。这一点，实际上已得到了诸如胡适、冯友兰、齐密莱乌斯基以及成中英等这些著名学者的广泛认可。它充分表明，“始制有名”(老子)，名称理论与语法的规范、规则(“制”)一开始就如影随形而密不可分。对于西方语言学来说是如此，对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来说亦难以逃脱其规定。　　然而，我们对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的承认，并不导致由此我们可以否认其语言中的对严格语法规则的消解、超越这一更为突出的中国古代语言学特征。也就是说，较之西方传统的语言哲学，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更多地强调的不是语法的严格规定性而是语法的不可严格规定性。正如为众多语言学家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就其表述形式而言，中国传统的语言没有数、性、格、时等方面精密和烦琐的规定，没有系动词“是”(如“父父”)和诸如hood、ness、ty、tion等抽象词项，缺乏分词、连词及关系名词，以及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界限含混不清，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形式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逻辑主义的表述形式。以至于中村元在其《东方人》一书中宣称，中国的方块字是图像，所以它们无力表达抽象的观念，以至于张东荪依据自己的研究断言，如果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西方语言规则运用于中国人的思维，它将证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正如德里达所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一种“超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特征。　　实际上，严格地讲，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缺乏严格的语法规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完全没有语法规则，而是意味着，正如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学从语言的逻辑规则走向“游戏规则”一样，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亦从语言的逻辑规则走向一种“无法之法”的所谓的“诗化规则”。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知几：《史通·言语》)，在语言表述中很少运用逻辑推理形式，而是更多地借助于一种诗意的和审美的隐喻、象征、寓言等等形式，其宗旨不是为了从事之于某种客体对象的语义上的陈述和论证，而是为了使主体人的主观意向和意境得以语用上的实现。这即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也即老子所谓的“大言大辨”，也即庄子所谓的“寓言”、“重言”、“卮言”，也即魏晋人所谓的“寥廓之谈”。而这种语言的无规则的规则性在禅宗语言学中更是被得以最充分阐述和展现。禅宗提出“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提出“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提出“圣凡无异路，方便有多门”，提出“随机受用，信手拈来”，提出“因人设教，因境设语”，提出“眼不挂户，意不停玄”，提出“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如此等等都是为了扫荡人们对常规语言的规范性的迷信，都是旨在使语法中的应机接化、权巧方便的游戏性质得以豁显。而各派禅宗大师在其语言表达中所创造的超常出格乃至奇异怪诞的种种门庭设施，从有意误读、隐语双关、答非所问、自相矛盾、循环答复这些胡言乱语，到努眼、吐舌、摊手、掴掌、拧鼻、翘足、跳舞、掀床、斩猫、捧喝等等这些以势示禅，则进一步使自己把这种对严格语法规则的消解从思想理论活化为现实的灵动的语用实践。　　其四，中国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意义实现的最高宗旨不是主客符合而是主体间的相契交流。实际上，中国古人坚持“义者宜也”，坚持语言作为人的一种方便权宜的手段，不仅导致了语言的语义确定性和语言的严格规则性的消解，而且也最终使语言表达的约定俗成、社会契约的性质从中彰显。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能否实现语言表达的意义与其说是体现在能指与所指的真实的符合里，不如说是体现在一种人际关系的成功的交流之中。“文名从礼”，语言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形式(“文名”)，终归不是与认识论的真理的“理”而是与社会学的伦理的“礼”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语言意义的约定俗成，社会契约的性质，在先秦荀子的语言学说里被给予了极其有力的揭示。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因此，尽管荀子在《正名》篇中提出所谓的“制名以指实”，但是其所谓的语言之“实”，并非是客观现实而不过为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之共识。也正是从语言意义的这种约定俗成的性质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荀子宣称“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上)，也即荀子坚信，即使圣王再世也未必继续坚持所有过去的名称。同时，也正是从语言意义的这种约定俗成的性质出发，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荀子语言学更多强调的不是语言的认知意义而是语言的伦理的内容，其所谓的“正名说”不是像西方传统的正名学说那样为了建构一种“辞事相称”的理想的指称理论，而是为了把语言作为一种“制度的制度”之“元制度”，以反对当时“邪说辟言”这一“私人语言”日益风靡，和使语言功能服务于儒家的“克己复礼”这一社会协同的需要，从而“礼义卒度，笑语卒获”地把“正名”与“礼教”合为一体，代表了一种向“名教中自有乐地”这一人间“乐地”回归的希冀与努力。　　然而，由于荀子的学说与新兴法家学说之间的若明若隐的关系，由于荀子似乎在一些地方更多地强调礼的“别贵贱”这一政治霸权话语的意义，这使荀子的“正名”说中的语言学的、社会学的、互主体性的内涵大打折扣，使荀子的语言哲学多少具有一种“独白”性质的嫌疑。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真正使语言学的社会学的互主体性的意义蔚为光大的，实际上并非是荀子的语言哲学，而是有赖于后来的禅宗的你问我答、机锋交驰的语言哲学的兴起。在禅宗哲学里，作为中国古代辩证理性精神的继承，并以华严宗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融通这一“回互”说为方法论导引，其为我们建立了一种颇为自觉和成熟的“对话主义”的而非“独白主义”的语言学理论。该理论不仅提出“汝问我答，即是方便”：“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问。曰：如何是祖?师日：答”(《五灯会元》卷第八，“清泉守清禅师”)，而且还进一步为我们严格区分出了“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这一四种主宾关系的问答方法，认为既不是“宾看宾”这一客客关系的交谈，也不是“宾看主”和“主看宾”这一主客关系的交谈，而是唯有“主看主”这一互主体关系的交谈才能成其为活的话语，才能使禅的大机大用得以焕然现显。故禅宗语言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宗旨，不是体现在对文字般若的思量和知解里，而是体现在“接引学人”、“以心传心”、“自觉觉他”的社会教化活动之中。这决定了禅宗宗门与其说是一种探究学理的智者学派，不如说正如程伊川“三代礼乐，尽在是矣”这一由衷之叹所表明的那样，乃为一种具有共契精神和坚守远古社会主义理想的伦理社群。凡此种种表明，禅宗的语言哲学运动，既是对偏于“我执”的私人语言的彻底消解，和对一种互主体的对话式的语言观的真正自觉，又标志着中国佛学业已开始从“小乘”步向“大乘”，从而使后来宋明新儒学将佛学与儒家仁学加以接榫、会通这一融佛于儒的运动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恰与西方哲学家皮尔士的语用论的语言学最终皈依于宇宙“最高善”的“爱的进化”这一理论归宿不无趋同。
三、流量价值足，便于盈利
生鲜类产品本身的刚需、高频等特点，不仅利于自身获得运营流量和营业流水，同时还具备高频商品带动低频商品，以及丰满新零售业态盈利模式的两大特点。零售业态的商品零售+餐饮，是个相对成熟的组合，比如全家便利店，其豆浆、咖啡、包子、茶叶蛋及便当等涉餐饮商品，为其贡献了40%以上的利润；做家居的宜家，其“1元甜筒”等餐饮一年能够为它贡献将近20亿美元的收入（2016年的销售额18亿元）。作为以生鲜为发力点的新零售业态，生鲜+餐饮+商品零售+外卖+O2O等组合模式，自然能够明显地提升门店的流量、流水及坪效。
（五）经营过程、万项精进、降本增效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之后我会详细解释，但是核心思想是：可花可不花的费用（免除无影响）定义为损耗；费用支出后，从长期角度来看，销量没有增长帮助的定义为损耗；费用支出后，从长期角度来看，利润没有增长帮助的定义为损耗。损耗均要想办法减免。写在最后：外强中干的经销商本质是“营销”这个行当只吃透了如何“销”，没有了解“营”。经营的本质是创造源源不断的利润流，希望大型商贸公司在方法论上多多总结，多多学习，早日将生意拉上正轨。
8.药盒上的视觉销售法
F药店的导购高手素君在导购时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将药放在顾客手上，然后对着盒子上的说明跟顾客一一解释。产品只要是适合顾客，往往很容易被接受。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得素君能如此轻松导购呢？秘密就在于药盒本身。很多药店人导购时喜欢自说自话，然而，产品就在顾客面前，顾客自己看得到，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顾客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所以，要多用视觉营销去打动顾客，拿药盒来说，在导购时可以运用到药盒上的如下特征。（1）标志。顾客在购买时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我们在导购非处方药时，可以指着OTC标志向顾客解释，这是非处方药的标志，说明这种药物相对更安全一些。当然，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解释一下甲类和乙类的区别。（2）国药准字号。不少顾客购药时都会问：“这个药有用吗？”此时，直接回答“有用”，既显得武断又没有说服力。可以向顾客指出药盒上的国药准字号，告知顾客这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上市前都会做相关的临床试验，是被确认有效的。当然，使用过程中，个体会有差异。（3）药名。药店人在导购时，根据顾客的情况，宜推荐药名能直接告知顾客作用与利益点的药物，如顾客患痔疮，推荐痔速宁、化痔灵，或者消痔胶囊，一听名字顾客就知道适合自己。特别是新员工在导购时可以运用这一点，因为新员工本身说服力不强，通过产品本身的“说服力”，可以提高成交率。（4）药盒的颜色。不同的顾客，其性格与心理特征也不同。内向型顾客更易接受冷色调包装的药品，而外向型顾客可能更多选择暖色调包装的药品。当然，也有例外。实在弄不明白，就根据顾客的穿着颜色来拿药，这也是可行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药品要适合顾客的病情。（5）效期。药店同仁都怕说效期，其实，门店多数药品的效期还是较好的，所以，导购时巧妙地运用效期、生产日期等信息能成功影响顾客。比如，H品牌葡萄籽素的生产日期是上个月的，与顾客交流时可以说“这个商品走得比较快，批号都是新的”，暗示顾客这个产品买的人较多；比如，有的产品有效期较长，销售时顺带说一句“这个产品要坚持服用，而且保质期长，可以多备一些”，也能实现客单价提升。（6）说明书。比照着药盒上的功能说明向顾客解释产品作用，比自己干说要强很多。如果是可以打开的药品，必要时可打开包装，展示给顾客看，将里面详细的说明书拿出来向顾客讲清楚，这样做还能避免顾客用药出差错。不少药店人不愿意打开药品盒，觉得麻烦、浪费时间，其实在顾客看来却是认真负责与尊重的表现。许多药店同事说在药店工作是一件苦差事，然而，于我而言，药店工作多有意思、多有乐趣呀！每一种药都有生命力，只要你用心发现它，好好爱惜它，与它交流，它也会向你诉说许多秘密，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第二十章：入世行道，治国方要（下）
四级文件××-04-060环境风险和机遇评估分析表
环境风险和机遇评估分析表
5.管理需要什么样的秩序
在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中，“秩序”一般不会被人误解，但是，真正认识到秩序原则本意的也不多。一说到秩序，我们往往会想到“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等等词语。但是，国内的管理学著作，往往把法约尔论证秩序原则时的两句关键性话语省略了。这两句话就是：“表面的秩序可能掩盖着实际的混乱”；“有时相反，表面看起来混乱而实际是有秩序的”。所以，法约尔特别强调区分表面的秩序和实质的秩序。他把秩序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品秩序，二是社会秩序。物品秩序的实质，不是排列得整整齐齐，而是各种物品都放在最能发挥其作用的位置上。为此，法约尔专门举例说：比如一堆按主人意愿放得散乱的文件，有个好心但不懂行的仆人把文件摞整齐，表面上齐整了，却打乱了原来的秩序，主人再也找不着了。社会秩序的实质，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上，每个人都在他能发挥出自己最大能力的岗位上任职。他还专门指出，那种为了追求表面的稳定有序而增加无益的职位，或在必要的岗位上安置没有能力的人，恰恰是破坏了社会秩序。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法约尔所说的秩序，概括起来无非是“物得其所，人尽其用”。这种实质上的秩序，不能用表象来衡量，归根到底，是人财物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但是，中国的管理学教科书在介绍法约尔的这一原则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偏差，就是省略法约尔对表面秩序和实质秩序区别的强调，这就有可能产生相应的读者理解问题。一般来说，专门从事管理学研究并读过法约尔原著的人，通常不会对秩序原则产生误读误解，但读者多数不会去查找原著并核对原意，往往都是按照相应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一原则。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很容易使读者只会想到表面秩序。中国是一个看重“面子”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待人处事中，往往只讲“面子”而不讲“里子”，甚至为了“面子”而牺牲“里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几乎成了普遍的无意识行为准则。所以，如果只看中国的管理学书籍，仅仅通过二手介绍来了解法约尔，就很有可能曲解法约尔秩序原则的本意。对经典的误读，不仅有研究人员的误读，而且有二传、三传甚至多传过程中的误读。即使管理学著作的撰写人对经典原著没有误读，如果交待不清楚，照样会产生读者的误读。借用排球比赛的一句话来说，二传不到位，扣球肯定失误。这也提醒学界，在介绍经典时如何做到简明准确是很有讲究的。按照墨菲法则8，只要有出错的可能，那就肯定出错。怎样避免这种二传误读，值得引起管理学界的重视。
四级文件××-04-119生产日报表
生产日报表
项目工程师三定卡
修德的根本所在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履，德之基也”，为什么履卦是“德之基”呢？我们说君子德业的基础在哪里啊？就是脚下嘛，就在我们的行履之处！君子要进德修业，基础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履当中，在每一个行为举止之中。我们看有些人，嘴巴上很会说，给人的感觉是修养非常高，如果他在行履上面，没有向圣贤靠齐，那他就一点德业的基础都没有。为什么呢？他没有实际行履。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既要观其言，更要察其行。履卦。我们看履卦的特点，卦辞很有意思，也很简略：“履虎尾，不咥人，亨。”我们一看，脑袋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人一脚踩在老虎尾巴上了，这个多要命啊！很紧张、很害怕。但这个老虎像只大猫一样很乖，居然不吃人，所以小心谨慎，做事会顺利。我们看这个卦的结构，天泽履，履卦是上乾下兑，兑为金、为虎，我们张开大拇指和食指，这也是个“虎口”，如果用来拟象的话，我们这个虎口也可以拟一个兑卦。履卦中爻巽错震，巽柔顺、震为足，就像自上而下踩踏虎尾，但虎柔顺而不伤人。那么，把履卦的特点放在我们的德业修养上，作为我们的“德之基”，我们就应该随时有一种踩到虎尾巴的感觉，要小心、要谨慎。乾卦九三爻动而变为履卦，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每一天从早到晚都要非常小心、警惕，这样就能“无咎”，不会有什么过错。这就跟“履虎尾，不咥人”是一回事。所以我们看履卦之德，可以跟乾卦九三爻进行互参。顺便摆个龙门阵。前些天准备到太极宾馆去上课，因为宇菩萨搬了房子，时间还早，我就到他新搬的房子去看一下。结果刚一进门，就听到脚下“啪”的一声，踩着一个东西，心里很不舒服。挪开脚来一看，是一尾金鱼，我把肚子给人家踩爆了。哎哟，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因为宇菩萨在桌子上放了一个鱼缸，养了几尾金鱼，其中有一尾蹦了出来，让我一脚就给送西天了。当时心中不舒服，念头一动，马上就起了一个卦，正好就是履卦的九四爻。履卦九四的爻辞是“履虎尾，愬愬，终吉。”踩到老虎尾巴了，愬愬，心里很紧张的样子，但是最后结果还不错。这个卦爻很有意思啊！踩着的这尾鱼，鱼本来就论尾，而且这金鱼身上是黄色的，体侧还有黑杠，跟老虎皮毛很像。我就觉得很巧，正好就踩到了一尾金鱼。你说现在到哪里去踩老虎尾巴啊？陕西“周老虎”都是假的，哪有真老虎尾巴给你踩啊？但那天就真真切切有“履虎尾”的感觉。以前去太极宾馆给他们的员工讲《大学》，我老怕他们基础不够，不敢讲深了，但是讲浅了又怕效果不好，反正心里一直悬着这事，轻松不起来，一直很小心，也很谨慎。结果那天晚上讲课，效果居然很好，他们的员工拍着巴掌说，以后能往高里再讲一点就更好了。这事真是巧了，正好今天讲到履卦，就给大家讲一下我遇到履卦的感觉。“履，德之基也”，在自己的德业修养上，确实要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对自己内心的每一个念头都要认真看护，它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只有这样，我们从精神上、行履上，才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学修行者所应该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履卦的大象辞上说：“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怎么辨明上下左右？怎么凝定民众的志向？那么就要从行履上、从行动上着手。我们看一个人的德业基础厚重与否，看一个人的志向高低，就要从行履上看。再看下面一卦，“谦，德之柄也”。谦卦。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内修上的一种体会。我们怎样判断一个人德行的高低呢？我们说平常心是道，一个德行修养很高的人是不喜欢外显的，他往往跟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隐藏得再好，总是要露出点“把柄”来，那么，这个“德的把柄”就是“谦”。一个人是否谦逊、是否虚心，这是有德之人必然要体现出来的。有德的人，为什么为人很谦虚、很低调呢？因为他通过德业的修养，明白一个人面对天地万物，是非常之渺小的；越是修养高的人，越会在大道面前驯服下来，对天地万物充满了一种敬畏、一种敬意。你对天道有了这种敬畏、敬意，你为人处事肯定就会谦和下来，就不会趾高气扬的。说老实话，人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面前，在无尽的时间、空间当中，生命确实就像古人说的“白驹过隙”。人生百年，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骄傲？有什么本钱自以为了不起？不管是在传统文化上修行的人，还是在社会事业上的成功人士，真正境界高的人，都是谦和有礼的。所以，“谦，德之柄也”，谦卦初六的小象辞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大人君子一定会体现出谦谦之德来，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处在卑贱的地位上，总是善处于别人之下。为什么呢？卑以自牧啊，就像放羊一样，自己放牧自己，自己拿着一根谦虚的鞭子，抽打自己的精神，看自己哪儿有问题，就用这谦虚的鞭子来抽一下：你要谦虚点！今天是不是又骄傲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自牧”这个词用得很形象，自己放牧自己，自己用谦卦之德来调教自己。
9.理念言论化——言论诠释理念
通过各种发布言论的方式，不断诠释、宣扬企业的文化理念，是企业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也是企业领导者的责任和领导力核心。正人先正己，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推动者、倡导者，在企业文化建设实施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文化的代表，其言论代表的就是文化理念。所以，与企业文化相悖的思想和行为，领导者应当首先坚决带头反对，否则文化虚脱，难以树立文化变革的真正权威。领导要带头执行企业的管理制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会迅速产生裂变，爆炸式地重复传播，加之言论的方式随性，易于被大众接受，且是免费的传播，所以领导言论对企业文化传播和塑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些优秀的企业领导人都长于此道，任正非、张瑞敏、马云和董明珠等都是言论诠释和传播文化理念的高手。任正非主要通过内部谈话和文章诠释来宣扬华为的文化理念。如宣扬和传播华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艰苦奋斗”的文章有《逆风飘扬》、《天道酬勤，幸福不会从天降》、《再论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等。激发危机意识的文章有《华为的冬天》：“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危险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对新员工的成长提出了殷切期望的讲话如《华为公司致新员工书》：“在公司的进步主要取决您的工作成绩，一个高科技产业，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业余时间可安排一些休闲，但还是要有计划地读些书。不要搞不正当的娱乐活动，绝对禁止打麻将之类的消磨意志的活动。为了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受人尊重的人，望您自律。谁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公司总的是为用户服务，但具体来讲，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就是您的“上帝”。您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位用户。”还有感动和激励千万人的经典文章《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张瑞敏通过文章和媒体对话来传播海尔的文化理念，如《在“冬天”里创造“春天”》宣扬自主创新理念，号召海尔集团把每一个明天都当作“冬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促使下，以创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海尔是海》表达了海尔的人力资源理念，“海尔应像海，因为海尔确立了海一样宏伟的目标，就应敞开海一样的胸怀。不仅要广揽五湖四海有用之才，而且应具备海那样的自净能力，使这种氛围里的每一个人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和升华。海尔人都应是能者，而不应有冗者、庸者。因为，海尔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来支撑和保证。”马云通过内部邮件、内部讲话、公开演讲等形式，利用一切机会宣扬阿里巴巴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如他向阿里巴巴全体员工发出的内部邮件《为理想而生存》中强调：“坚持理想和使命一定要付出巨大代价。一切梦想的成功一定和眼泪与汗水有关，和坚持诚信与努力有关！怨天尤人的人永远会输给拥抱变化、改变自己的人！”诚信、坚持、变化都是阿里文化的核心理念。董明珠靠内部讲话、媒体对话来传达格力的文化理念。如谈企业的使命：“负责任的企业是绝不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谈格力的人才观：“格力从来不吝啬培养人才，格力从来不用空降兵，骨干都是格力自己培养的。格力的文化就是不搞关系学，大家就是凭能力来吃饭。”谈创新理念：“创新无处不在。比如，我们格力在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把技术创新作为最基础的创新。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即使发明了一个技术，但是在生产的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不能使消费者得到品质保证的话，那前期的创新就付之东流。所以，我觉得企业的文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有一种责任感。”领导人通过发布言论传播企业文化理念的方法比较简单，但宣传效果会非常好，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文化特征明显地话，对企业文化的带动效果很明显。发布言论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有很多种，如内部邮件、内部讲话和培训、媒体对话、公开演讲等。但无论什么形式，言论内容的核心都是企业所倡导的文化的理念，主要是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因为愿景是股东和员工最关注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是顾客、公众和政府最关注的。所以，也只有这些话题才能引起大众的关注，才能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从而起到理念传播的作用。◆案例解读身体授之于父母，精神传承于父母。父母是子女的价值观缔造者，创始人是企业的价值观缔造者。《我的父亲母亲》是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更是一篇经典的管理哲学文章。很多企业家和管理学者都曾经含泪多次阅读。读《我的父亲母亲》，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其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更是一位企业家灵魂的自白和在艰辛创业的过程中所坚守的情怀。父母一些朴素的行为，一些土得掉渣的言语，往往才是真正成就企业的精神力量。父亲的“不要随大流！要有自己的绝活！”“面子是给狗吃的！”母亲一生舍己从人，无私、无功、无名的想法，在任正非和华为坚守的核心价值观、战略使命中，可以深深感受到其父母的影响。企业领导人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员工，从而影响企业的管理和发展，写文章是极其重要的方式。《我的父亲母亲》选摘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位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位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去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为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态度，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我父亲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所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就要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案例解读有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张瑞敏的哲理短文《海尔是海》，认识了海尔，了解了海尔的文化。文章借助海的精神，把海尔的使命、人才理念、精忠报国，做了全面做了阐述。《海尔是海》是用文章传达理念的经典案例。对于一些喜欢用干巴巴的口号和标语传播理念的企业，会从《海尔是海》中得到启发。《海尔是海》                  海尔应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其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正如此，才有滚滚长江、浊浊黄河、涓涓细流，不惜百折千回，争先恐后，投奔而来。汇成碧波浩渺、万世不竭、无与伦比的壮观！   　　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每一分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随着海的号令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因此，才有了大海摧枯拉朽的神奇。 　　而大海最被人类称道的是年复一年默默地做着无尽的奉献，袒露无私的胸怀。正因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不求索取，所以自身也得到了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又为海中的一切提供了生生不息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海尔应像海，因为海尔确立了海一样宏伟的目标，就应敞开海一样的胸怀。不仅要广揽五湖四海有用之才，而且应具备海那样的自净能力，使这种氛围里的每一个人的素质都得到提高和升华。海尔人都应是能者，而不应有冗者、庸者。因为，海尔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来支撑和保证。 　　要把所有的海尔人凝聚在一起，才能迸发出海一样的力量，这就是靠一种精神，一种我们一贯倡导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同心干，不论你我，比贡献，不唯文凭。把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能都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和可能，那么海尔巨浪就能冲过一切障碍，滚滚向前！ 　　我们还应像大海一样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应有的奉献。只要我们对社会和人类的爱“真诚到永远”，社会也会承认我们到永远，海尔将像海一样得到永恒的存在，而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将在为企业创一流效益、为社会做卓越贡献的同时得到丰厚的回报。海尔将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个整体。 海尔是海。◆案例解读日本航空公司创建于1951年8月，最初以一家私有制公司的形式建立。1953年日本航空成为政府所有的航空公司，1987年日本政府将日本航空公司民营化。日本航空是目前全球第三大航空公司。2010年1月，日本航空公司因为经营陷入困境，不得不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为了拯救日本航空公司，日本政府邀请了年近80岁、有“经营之神”之称的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出任日本航空的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日本航空公司接受了日本政府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3500亿日元的资金援助。同时，各交易银行也最终同意放弃5215亿日元的债权。日本航空公司在实施一系列“重建计划”后，在宣告破产重建的第二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那么，稻盛和夫究竟是如何做的？日本航空公司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新生？许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探讨其中的秘密。其实，稻盛和夫先生的两篇讲话中，已经明确透露了经营的秘密。这两篇讲话，一篇是稻盛和夫在日本航空亏损时上任董事长的致辞。这篇致辞中，全面融入了稻盛和夫“敬天爱人”的经营思想，鼓舞和号召全体员工，为日本航空的革新和扭亏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篇是扭亏为盈时稻盛和夫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不仅解密了日本航空公司复活的核心秘密，也为日本航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稻盛和夫新任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时致大家好！我是新就任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稻盛。在此就任董事长之时，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正如诸位所知，日本航空公司于1月19日申请适用《公司更生法》，将在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帮助下，迈出重组步伐。选择通过法律程序进行重组，这样是否会严重损害日航迄今所建立的品牌形象、使员工的士气低落或对飞机的运行造成障碍？这种忧虑之声有很多。尽管如此，托大家的福，日航集团的运营没有发生任何混乱，许多乘客和以往一样搭乘我们的班机。这也是日航集团全体员工在如此严峻情况下仍然不忘珍视乘客、没有失去在日航集团工作的自豪感、拼命努力的结果，这更是拜众多国民和旅行社等有关方面所赐。“日航加油”。我要由衷感谢如此温暖的鼓励和支持。真的太感谢了。我今天就任了日航的董事长，但对航空业界完全是个门外汉，对日航集团的业务内容和经营状况也不是很了解。从上周起，我用了一周时间努力学习，终于对整体情况有了大概的认识。我听取了企业再生机构和日航人员一同就业务重组计划做的说明，我本人也进行了分析。作为长期从事经营的人，我认为如果切实执行这个重组计划，重组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希望从今天起，以新社长大西为首的新领导层和日航集团的全体员工们团结一致，切实执行这个重组计划，并早日完成目标，使日本航空公司尽快得以重生。我已再次下定了这一决心。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日本航空公司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日航的兴衰对日本经济也将产生不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使日航重新成为优秀企业，这对激发低迷的日本经济也将是巨大贡献。此外，我在学习过程中懂得了航空业务原本是联结远离的人们、联结人与地区的巨大网络型商务，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使作为基础设施的日航尽早得以重生，这不仅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是最重要的，对日本通过旅游业取得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航空公司的根本在于安全飞行。无论到何时，日航都将为实现万无一失的安全飞行而努力，在今后的重组过程中将进一步致力于飞行安全，作为受乘客信赖、使乘客放心的航空公司发展下去。从古至今，人们都说企业的兴衰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深感自己所负责任之重大。我虽然初涉航空业务，但从迄今的企业经营经验中获得了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体系知识，并从人生中学到了做人之道。我想把这些传授给日航集团的每一个人，使全体员工抱着同样的理念一致致力于日航的重组。我认为重组的成败与否就取决于能否建立起这样的体制。企业的每名员工都从心里热爱公司、都不惜余力地为公司的发展而合作，树立起这样的公司风气是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能树立起这样的风气，公司一定能够取得发展。换言之，企业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汇集在这里的员工，就是员工的心。如果每名员工都能发自内心地盼望重组、发自内心地配合，我坚信这家企业就能持续发展。基于这样的想法，今后我将尽量深入第一线，与每名员工面对面地接触，直接倾听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感受，同时向他们诉说我的想法。我希望建立起这样的企业环境，使员工更愿意在日航集团工作、更愿意为重组提供协作。我希望经营干部和第一线的每名员工都能齐心合力，以更温馨的姿态和更明朗的态度接待乘客，使日航重新成为深受乘客信赖和喜爱的企业。和我们日本航空公司一样，在日本还有着全日空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我们追求的不仅是日航一家的重组与繁荣。我希望两家航空公司能够彼此切磋，作为日本国内以及联结日本与世界的基础设施，为日本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共同做出贡献。我虽然年事已高，但决心粉身碎骨竭尽全力。衷心希望大家能给予我大力帮助。这就是我就任日航董事长的致辞。谢谢大家。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后稻盛和夫讲话日本航空公司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新生？我想，除了金融机构免除了公司的债务，政府也提供了重建支援资金，还有广大的股东给予的理解和支持之外，如果一定要说到秘密的话，这秘密会有5个。第一，是我零工资的奉献给了全体员工以很大的精神鼓励。我接受政府的邀请出任公司董事长时，已是80岁的老人，在许多的员工眼里，我是他（她）们的爷爷、父亲或叔叔，我一生与日本航空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却愿意不领一分钱的工资为日本航空公司的重建奉献最后的力量，给了全体员工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按照政府再生支援机构的重建要求，日本航空要裁员一部分员工，但是，同时也要保护更多的员工，让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公司里工作。我之所以答应政府的邀请到日本航空公司来担任董事长，是认识到不能让日本航空公司倒闭，不能让它影响日本经济，要尽可能地保住更多人的工作机会。所以，虽然社会上也有些议论和反对担忧之声，我还是以一种历史责任感走进了日本航空公司。第三，我担任董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确日本航空公司的经营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反复向全体员工传达，让每一位员工时刻牢记自己要做什么，公司要做到什么。这一做法，与我创建和经营京瓷公司、KDDI公司一样。我觉得，企业是为了全体员工的幸福而存在的，企业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利益而不顾员工的幸福，那么员工的心就会离去。因此，只有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大家团结一心，经营者与员工的心灵产生共鸣，企业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第四，在日本航空公司，我用我的经营哲学和人生观，对企业进行了改革，尤其是对官僚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日本航空公司之所以破产，是因为盲目的扩张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现场与总部的渠道不同，现场的要求和问题反映不到管理层，所以，我首先对企业的经营服务意识进行了改革。我原本以为，航空公司最关键的要素是拥有最先进的客机和最完善的设施。但是，当我成为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后，我发现，给乘客提供一流的优质服务和舒适安全的飞行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我深入到第一线现场，与乘客、机长、客舱服务员、行李搬运员和其他的地勤人员交流，一起商议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一起研究如何改善客舱餐，制定了40个项目的服务内容，让员工和我一起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拥有共同的经营理念，做到“物心两面”一致，日本航空公司新的企业理念也因此形成。让优秀的员工脱颖而出，选拔优秀的员工担任管理干部，培养一批年轻优秀的人才，也是我们十分重视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公司才能打破陈旧的官僚体制，让每一位员工树立起经营者的意识，建立起一种创新的公司规则，人人成为公司的主人。第五，我担任董事长后，最为吃惊的是，公司的各项统计数据不仅不全，而且统计时间很长很慢，往往需要3个月之后才能搞全数据，以至于经营者无法迅速掌握公司的运营情况。所以，在对企业内部进行改革时，我特别关注统计工作。经过改革，现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做到即有即报，公司详尽的经营报告，做到了一个月内完成。同时，对于公司内部经营体制实施了改革，实行了航线单独核算制度，并确定了各航线的经营责任人。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最重要的是确立经营的战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公司风气和员工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以自己的公司而自豪，都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公司服务，那么这一家公司就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相反的，员工成为批评家经常批评自己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就一定会破产，经营者再努力也好不起来。所以，日本航空公司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重新上市，是因为在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公司风气改变了，员工的意识改变了，员工发自内心地与公司同心同德同努力。所以，我要感谢我们的员工，是他（她）们辛勤的努力，才拯救了自己的公司。这才是日本航空公司获得重生的最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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