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强调的是，德鲁克晚年的管理哲学思想明显地向后现代主义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德鲁克强调，与组织及其管理事物联系，更为基本或根本的方式，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它，而非揭示它。所以说，从组织及其管理的形态、状况、构成和要素等方面来看，这不是我们思量组织及其管理事物通常和起初的方式。思量组织及其管理事物的根本方式，是将其视为“应手之物”(readytohand)，而非“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这就是说，看待组织及其管理事物的角度应当是它的用途，如组织及其管理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在于它可以实现组织的宗旨与使命。应当说，德鲁克的这一哲学思想来自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在德鲁克看来，强调管理者经验的总结与理论的实践性，所否定的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它的排他性，甚至可以说是它的首要性。对待组织及其管理事物的科学方法，是对它进行度量或检测。虽然那与组织及其管理的用途有明确的关联，但那绝不是关于组织及其管理的真理，甚至也不是认知组织及其管理的最重要方式。德鲁克(Drucker,1998)强调，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像自然科学有的那种‘自然规律’。因此，它服从于持续变化的支配。昨天的有效假设今天可能变得无效，而按着旧范式就可能把人引入歧途。616因此，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应被视为处于次要层面，即进行抽象概括的层面。或许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德鲁克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各有侧重，但理解和认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有不同的方式，则是德鲁克一贯所强调的。在德鲁克看来，在20世纪，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管理的范式也逐步发生着变化。在21世纪，管理的范式仍然会继续变化。如果构成管理学的假设发生了变化，那么管理学的许多观念也必须跟着变化。现在的管理学思想仍然沿用20世纪的那些基本假设。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假设是不是“事实”，更不用说去分析和研究这些假设了。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未来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将会占到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的五分之二。知识工作者是新“知本家”。知识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唯一的核心稀缺资源。这意味着在知识工作者群体的生产工具就是他们头脑里的知识，手中掌握着知识这种“便携的”(portable)生产方式，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手中的股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他们实际拥有着知识社会的许多公司组织主要的所有权。知识工作者将自己视为与企业组织平等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资历的专业知识工作者，而不是老板和雇员组成的社会。德鲁克(Druker,1999)指出知识工作者的特点是：“不断创新必须成为知识工作者工作、使命和责任的一部分”，“持续学习和持续教导都必须是工作的一部分。”6172、德鲁克晚年的著述明显地反映出受到解释学(Hermeneutics)理论618的影响。从科学史研究来看，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魏尔海姆·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把解释学作为区分人文科学(humanstudies)与自然科学的依据。狄尔泰(Dilthey,1926)认为，解释学这门学科是用社会人(humanpersons)的经验和内在动机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内在生活不是由一系列机械的命令(StartsandStops)构成，而是相互交织成为具有某种结构的连续体(Zusammenhang)。619德鲁克(Drucker,1999)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科学。他认为，任何学科都有一种基本假设，不论是社会学科还是自然学科，它必须符合现实，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社会学科比对自然学科更加重要。范式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或反过来，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对自然界、对太阳或地球都没有什么影响，而社会学科如管理则不然，它研究的是员工与由人组成的机构。自然科学是探寻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而管理科学则是说明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个别具体事物的联系，它具有不可重复性，也没有一般规律。因而在管理学研究中需要注重对个案的考察。620根据德鲁克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展对管理学的研究以来，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奠定了管理原理和管理实务的两套假设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假设都已经过时了。例如，我们都假定，应该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管理”“人”，并由此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如果我们的问题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工作者在劳动大军中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有不同的特点，应该怎样才能激励他们，他们的生产力如何才能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知识工作者的了解以及如何“管理”他们，实在是研究得太不够了。针对这种变化，德鲁克(Druker,1992)感慨地说道：“管理之道不在管人，而在管理知识。”621这说明，后现代管理是“从目标管理到管理知识工作者的过程”(frommanagementbyobjectivestomanagingknowledgeworkers)。622应当这样说，德鲁克的解释观是追求创造的解释观。它抛弃了传统解释观对文本的固守和对解释者个人成见、经历、所处社会现状的回避，而主张解释者带着自己的成见进入解释对象的领域，通过将自己和解释对象融合创造出新的视野。当代解释观念还认为理解和解释是人的存在方式，其最终目的是揭示人存在的意义，从而将解释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德鲁克指出，由于已知与未知世界的界限相当模糊，在进行独特的社会分析时，发现新概念与自己熟悉的观念混合在一起，这“当然很好”。德鲁克写到：“如果这种分析产生出人们已知的结果，则该结果就会像是一则旧闻。如果产生出来的是人们不认得的，或仅靠他们自己是看不到的，则该结果就会像是一则预言。用较委婉的说法，就是一则童话或梦想中的情景。”在德鲁克看来，在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体验中，我们见到了由组织及其管理事物引发的一种真正经验，获得这种经验的人就难于不被经验本身所改变。德鲁克将组织及其管理过去的概念与他自己的概念融合在一起，也就是通过自己的概念才能理解关于过去历史的概念。德鲁克强调的是在诠释者与被诠释的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循环，达到了主客交融的“视域重合”(fusionofhorizons)的境界。也就是说，只有将过去与现在两种视域，或者诠释者与文本这两种视域融合起来，才是真确的认知。3、德鲁克晚年的著述明显地反映出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Knowledge)的思想623。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分类上，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认为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构成敌对者思想的一部分的特殊意识形态；体现敌对者全部思想的整体意识形态；不仅体现敌对者思想，也体现自己思想的一般特殊意识形态。624尽管德鲁克不愿意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但他的著述显然是属于第三种的，即不仅体现敌对者思想，也体现自己思想的一般特殊意识形态。但是，德鲁克更多关注的是较为正式意义或技术意义上的知识之间的经验关系(empiricalrelationship)和社会因素。德鲁克(Drucker,1999)认为，管理学的主要方法是以描述性的历史方法说明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反对在管理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方法。625德鲁克相信管理是人文科学，他的著作旁征博引，涉及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永远在最前沿为管理者指点迷津。德鲁克强调，应将管理学已有的理论放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加以考察，并用描述性的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进行了新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属于传统形式上的知识社会学。从知识社会学视角上看，德鲁克早期思想强调的是纯粹的经验研究，就社会关系对思想的影响方式进行描述和结构分析，而德鲁克后期思想则逐渐转变到认识论上的探究，关注的是关联性(interrelationship)对实践有效性(validity)问题的影响。在德鲁克看来，在许多情况下以及在重要的情境中，管理学理论的显露和明晰化都会受到“处境性变量”(contextualvariables)的影响，这就是德鲁克思想中始终一贯的“存在决定思想论”(exisistentialdeterminationofthought)。显然，这表明德鲁克受卡尔·曼海姆的影响较大。德鲁克坚持认为，理解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有诸多不同的趋向和方式，但他关注的是，差别不在于客体，客体对所有的观察者而言，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关键的问题是，差别源于管理学家对经验的认知不同和对经验的期望、目的与冲动的不同。例如，德鲁克认为，知识工作者以他们涉足的知识领域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在特定的机构中工作，但他们并不对这些机构有归属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不同机构中从事同一种知识工作的人更有认同感，而不是对同一机构中从事不同知识工作的人有认同感。德鲁克(Druker,1982)在《动荡年代的管理》中讨论了“双头怪物”(Amphisbana)的问题，即组织中的知识工作者如何面对既要对专业负责又要对组织目标负责的困境问题，也就是说知识工作者既是本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创造者，又是专业知识与其他知识的综合应用者。德鲁克认为，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仅仅靠自律是不够的，而管理者又难以对各个领域知识工作者的能力和绩效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在并非同行知识工作者占主体的组织中，不同领域的知识工作者组成的团队成员之间互动形成的知识与默契与各个知识工作者本行知识没有多大关系，这解决了专业知识在应用过程中的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本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和发展的问题。626这就使我们陷入了知识管理范式的“悖论”之中，专业知识与其他知识的综合应用和专业知识技能的提高和发展可能存在“二律背反”的问题。德鲁克认为，社会知识工作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某种类型的专业组织并同其他专业组织的专门知识结合才能解决这个“双重身份”的问题，这种专业组织或许就是德鲁克所说的“职业雇员组织”(professionalemployeeorganization)。6274、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接受了德国哲学家魏尔海姆·狄尔泰、马丁·海德格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rdamer,1900-2002)和法国哲学家保尔·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的解释学理论。狄尔泰把解释学奉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他的解释学强调以生命哲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人称“生命解释学”。与伽达默尔一样，德鲁克强调，管理学研究的线索，不在于自然科学之中，而在于修辞学和人文文化之中，这是因为修辞学的人文性是以对人的本质体认为前提而建构起来的理论精神。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曾大胆的宣称，对于管理学本身来说，大学商学院的课程中，只有两种知识源泉最为有效：短篇小说和传统诗歌赏析。在德鲁克看来，诗歌赏析可以帮助一个学生练习用感性的，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去影响别人，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则培养学生对人际的入微观察。只有在阅读小说和诗歌的时候，人们才可以细致入微地把握人性。628在柯林斯看来，德鲁克最重要的哲学不在他的任何一本书里，而是他的生活态度。629事实上，德鲁克解释学的基本特征是：①德鲁克解释学的本体论具有十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理解不是“存在”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它就是“存在”本身的生活方式。德鲁克解释学不仅扩展了管理学本体论讨论的范围，把人的具体存在引入本体论，而且使本体论讨论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特征。②德鲁克解释学的认识论属于历史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它以人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为基本出发点，强调意义的构成性，把人的世界和人自身的意义看作是由传统、语言、时代、理性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③德鲁克解释学不是理解的技术，而是理解的方法论。它着重于分析、发现隐含在理解中的“前提条件”，把这一条件归结为人在“视域融合”中构成的“前理解状态”。“前理解”是理解的必要条件，是个人与历史文化的存在上的承接，是个人无法拒绝的。前理解状态是先于主体与客体区分的自觉意识，对任何组织及其管理状态和管理理论的理解都只能从这种“前理解”状态开始，而不是由“主体”开始。理解所处的前理解状态，就是先见状态。先见是历史的产物，是构成个人的历史存在，并为一切理解提供基础。先见在理解过程中有合法地位，在理解过程中有拓展理解的作用，是开启解释循环问题的钥匙。可以这样认为，德鲁克所强调的管理学研究的线索是以人类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探究，目的在于为人类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使心灵和生命有所归依。这既包括使管理学发展成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体系，也包括了使管理学能够进行关于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体验与思考，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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