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最怕的是什么？细想一想，还真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对一个人的爱容易，天荒地老、奋不顾身、舍己为人，都不难；但爱怎么能做到无偏无倚呢？从逻辑上就不可能。所以孔子发明了推己及人，由孝悌（血脉）外扩到家族（血亲）、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年到老师、长官、皇帝。但是就管理者来说，反过来也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比如皇帝，先爱其本姓家族，再爱皇后妃嫔及其家族，再爱百官，再爱士、百姓，这样的仁，就成了最大的不仁。这是全世界所有等级制度在管理上的逻辑问题。这是古今中外，到处可见的世俗逻辑。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反世俗逻辑：佛教讲众生平等，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讲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老子说在道的面前，万物、百姓皆是刍狗，没有高低偏私，都是一样生生死死。应该看到，这里所谓的不仁，恰恰是一种“道”。无私心者，百姓自然乐推而不厌；无偏私者，自然没有亲疏等级，下属都在各尽其力，各尽其分，各得其所。平等理想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基督教如何征服罗马帝国：这些新信仰究竟具有什么优点,能使半个罗马、半个帝国接受?一部分是因其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特性;他们接受所有的民族,所有自由人及所有奴隶,而漠视门户与财富的不平等,更使人得到慰藉。他们的寺庙做得很宽敞,以欢迎人民进来,正如奉祀神同样重要。西布莉和伊希斯都是圣母,最知道人的痛苦,她也和数百万遗媚一样哀痛。她们能知道罗马诸神所罕知的事情一一战败者的空虚心灵。人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者多,依靠父亲者较少;遇到狂喜或极度痛苦的时候，总会自然出口叫一声妈。因此,男人和女人都能自伊希斯和西布莉两神得到安慰和庇护。人们常常复诵的可爱的祈祷词,所呼唤的也不是处女玛利亚,而是享儿子福的圣母玛利亚。这些新信仰不但更深入人心,其悲欢交替的圣歌行列,也使人的想象和意识十分精彩动人。而其给人带来新勇气与新精神的神学仪式,又多诉之于人生常事。新的帝国只是征服阶级的化身,却不属于无权势的大众平民。专制君主高高在上,打击参加者而合并市民于一国,于是便在底层产生个人主义,而感染全体大众。在饱尝臣服、贫穷、贡献或剥削的生活之后,对个人不朽与无穷快乐的诺言,就是东方诸信仰的最后的和无可抵抗的吸引力。也正是基于基督教的吸引力,基督教综合、吸收并征服其他宗教。整个世界似乎正在协力同谋,为基督教铺路（《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万物平等、众生平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佛教进入中国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言“佛教征服中国”，靠的也是众生平等、普度众生的精神。中国历史传统里，并不是没有万物平等的思想，老子“刍狗说”的平等思想没有被后世继承，儒家的等级亲疏观念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这才给了东汉末年开始的、北魏达到高峰的佛教早期转入，铺垫了道路。乱世之中，无休止的杀戮之世，命似蝼蚁的惨酷现实，让礼治、法治、无为而治都失去了充实人心的力量，只有众生平等、自觉觉他、普度众生的信念，才能让人获得生存与奋斗的勇气。对于万物来说，差别不是问题，亲疏偏私、区别对待、双重标准才是问题。对百姓来说，有差异也不是问题，按亲疏分配权力与资源，因情感偏好对人有不同标准，才是问题。老子所在的王朝，依靠“封建诸侯，宗子维城”实现了“小克大”（周旧邦对大邑商的征服），是一个典型的亲疏、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宗法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这个周公创制的制度，而老子作为这个制度的“内部人、既得利益阶级”，却否定了宗法制的合理性。原因就是两个字：不道——不符合道的精神。道的精神是什么？就是一切平等，无私无偏。圣人对百姓，总是“如以慈卫之”，却无偏爱之心，以百姓为刍狗。尊者，尊之；不尊者，亦尊之。也就是有钱有权的人，尊重他；没权没钱的人，也尊重他。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其他如赞美、信任（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也），也是如此，这就是得道的圣人之道。新儒家将孔子有亲疏分级的“仁”改造成无差别的博爱之仁、平等之仁，是受了佛教众生平等、慈悲舍己观念影响的产物。此时的“仁”，与老子的“道”与“德”，佛家的“慈”与“悲”，属于“同义而异名”。但是，不能用这个经过改造进化的仁的观念，来理解老子思想里的“仁”与“不仁”。这是必须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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